本书纸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于2019年12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

    发行(限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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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人类的价值

    著者：罗伯特·博伊德

    电子书定价：71.99元

    A Different Kind of Animal: How Culture Transformed Our

    Species by Robert Boyd

    Copyright ? 2018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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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序

    是什么让人类如此独特

    斯蒂芬·马塞多

    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主任

    是什么让人类如此独特？是否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因为拥有更

    高级的智力，人类才得以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

    人类进化与社会变革领域的知名教授罗伯特·博伊德对这一命题进

    行了重新梳理，并驳斥了这种存在于大众之中的普遍观点。一开始，博

    伊德并没有谈及那个更为人熟知的问题，也就是人类为何如此独特，而

    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人类为什么能够取得生态学意义上的广义成

    功，从而超越其他物种，比如，人类能够适应地球上各种各样的栖息环

    境并繁衍至今。早在10 000年前，人类就已经占据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地

    区，除了南极洲和几个偏远小岛之外，没有其他生物能够做到这一点。

    如果不是“超级大脑”，那又是什么让人类获得这绝无仅有的地位呢？

    人类之所以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并解决各种问题，主要依靠

    的不是个人智慧，而是“累积性的文化适应”(cumulative culture

    adaptation)，以及更长时间维度下，不同文化之间的达尔文式的自然

    选择过程。这里的“文化”主要是指各种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博伊德

    认为，不仅人类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人类文化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

    分。文化使人类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物，文化是人类生物学的组成部

    分之一，让人类形成了独特的骨盆，以及臼齿上厚厚的釉质。

    通过与多人的合作，尤其是与人类学家彼得·里克森(Peter

    Richerson)的合作，博伊德得以在三十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论题，也就是人类群体文化信息的传播机制。这种理论

    又被称为“双重继承”理论或“文化进化”理论，“文化群体选择”是

    其子理论之一。在接下来的各章中，博伊德对该研究项目的主要内容和

    观点进行了梳理、详述，并对其他评论人的评论做出了回应。“博伊德

    所建构的框架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本性，对人类社会的运作机制有着深远

    的启示，社会科学和人类文化领域的学者应对这些研究成果给予更多关

    注。”这是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莱特(Paul Seabright)在本书评论部

    分中所提出的观点，我对此深表赞同。对于门外汉或略有所知者来说，本书是了解进化领域的极佳选择。

    本书滥觞于一场以“人类的价值”为主题的坦纳讲座(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该讲座是由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

    中心于2016年4月举办的。

    博伊德在论述时不仅旁征博引，还穿插了各种轶闻趣事，以期证明

    人类运用洞察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方式是我们未曾知晓的。人类最常用的

    学习方式并不是了解事物的前因后果，而是模仿那些已掌握了有用的地

    方性“秘诀”的人。博伊德认为，选择会偏向这种心理机制，以致大多

    数人会因为周围人都信奉某个事物，而去信奉同个事物。事实上，他认

    为，即便是在最简单的狩猎-采集(hunter-gatherer)社会中，获得所

    需工具和知识过程的复杂程度也远远超出了个体能力。文化是累积性

    的、地方性的隐性知识的“储藏室”。累积性文化进化是人类最大的，也是最独特的优势。

    结果并不总是积极正面的，非适应性的理念和错误的观点会通过盲

    目模仿而被传播。不过，正如保罗·西布莱特所认为的，就总体效果而

    言，极为灵活的合作能力，使人类变成了一个聪明的群体，而且聪明的

    程度超过任何个体。事实上，因为拥有模仿学习的能力，因此“个体所

    需达到的聪明程度，并不需要企及群体的聪明程度”。

    在第2章中，博伊德利用社会学习和累积性文化进化的观点，进一步阐释了人类社会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开发出越来越复杂的工

    具和技术。凭借模仿学习的能力，以及进化而来的“信任心理”机制，便可以解释为何社会规范会是人类生活的核心，为什么是人类，以及人

    类是如何成为“超级合作者”的。即便是在狩猎社会，人类的合作程度

    也大大超过了其他物种。数千年以来的累积性文化进化帮助人类构建出

    了一个庞大的“世界性分工和交换活动网络”。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毫

    无关联的个体可以结合成庞大的群体，互相合作并提供公共产品。

    因此，博伊德提出了这样一个论题：在自然界中，所能看到的大规

    模合作只存在于亲属之间，但人类社会并非如此。那么，自然选择是如

    何改变人类心理机制，从而激发毫无关联的个体结合成庞大的群体，并

    进行合作的呢？

    要想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就需要构建行为规范系统，并通过制裁来

    强化这一系统。在规模更大、复杂程度更高的社会里，合作和公共产品

    的供应非常依赖具有制裁功能的第三方，比如警察局和法院等机构。

    与合作有关的社会规范，不仅形式多样，还进化出了多个立足于不

    同领域的道德准则，比如结婚和继承方面的准则，以及各种政治系统。

    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群体在这些道德准则的基础上展开竞争，而这些道德

    准则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有着不同的传承力，在社会竞争中也有着不同

    的传播力和占据优势的力量。比如，罗马帝国之所以要放弃最初所信奉

    的宗教转而信奉基督教，是因为“原先的宗教并没有互助的传统”，而

    基督教社区则“照顾病患”，减少了死亡率，提升了人们的福祉。当

    然，罗马帝国的政治机构因适应了当时的环境而得以续存。

    博伊德尖锐地指出，从进化的角度对社会生活所做的解释，往往会

    给人一种自由意志论的错觉，让人觉得可以把社会定义为“由自利性的

    个体和血亲家庭之间的裙带关系所构成的网络”。他驳斥了这种论断，坚持认为，即便是小规模的合作，也离不开共同信奉的行为规范的制

    约，而这种规范往往需要通过第三方制裁来强化。不仅如此，这些规范还为人们的持续性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在我看来，博伊德的整个学术研究以及这些演讲中最突出的特点是

    在研究取向上坚持多学科并举，在立论时旁征博引，且论述材料丰富翔

    实。他既能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和学生们一起在多地开展田野工作，也能借助“理性选择”理论进行数学建模，还善于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领域的观点与方法。在第7章中，他谈及了与彼得·里克森的长期

    合作，并谦虚地回应：“我们的研究方式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广泛阅读

    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文献资料，挖掘有前瞻性的经验问

    题，而后用种群生物学理论来解决它们。”说起来简单，但很少有学者

    能够企及他所做研究的广度。

    不要把“文化群体选择”和道德以及其他进化形式混为一谈。博伊

    德的理论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是实证研究，而不是伦理规范性研究。当

    然，任何社会都离不开社会规范和广泛合作，因此，毫无疑问，对于那

    些关注“充满正义的美好社会应该建立在何种人性基础之上”“应该建

    立什么样的社会及社会制度基础”的人们来说，本书是非常值得一读

    的。

    博伊德最后所做的总结强调了其核心观点，即“文化的适应性进

    化”是获得生态学意义上的成功，以及拥有合作能力的“基本要素”。

    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万灵之长，是因为没有其他生物能够像人类这样，适

    应如此多样的地域环境。这种适应性，单靠个体的发明创造是无法做到

    的。

    在博伊德的两个演讲之后，是四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杰出学者所

    作的评论。

    艾伦·奥尔(H. Allen Orr)是一位进化生物学家，他不仅研究物

    种的形成和适应性问题，还针对各类受众的需求进行写作。对于博伊德

    的文化学习模型，奥尔提出了两个比较重要且有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

    是，博伊德是否夸大了“超级大脑”模型与其提出的模拟模型之间的对立性。“超级大脑”模型强调的是从认知的角度对人类的成功进行解

    释。奥尔认为，要想成功地进行模拟，往往需要借助神经机制方面的重

    要支撑。此外，奥尔还指出，博伊德的观点与著名经济学家、社会理论

    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观点有契合之处。哈耶

    克也强调，社会的成功和进步离不开对隐性的、分散的地方性知识的运

    用，离不开对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的文化传承，也离不开社会进化所产

    生的各种制度。第二个问题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是否因

    为哈耶克的政治立场，而未能对其学术理论给予足够的关注。

    金·斯特林(Kim Sterelny)是一位著述丰富的科学哲学家，专注

    于进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他与其他几位评论人一样，对于博伊德的主

    要观点持赞同意见：人类对各种环境的适应能力，在所有生物中是独一

    无二的。但是，与奥尔和西布莱特一样，斯特林心里也存在着这样一个

    疑问：在解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超级适应能力时，博伊德是否对“人类

    独特的智力”不够重视。对于博伊德所批驳的“图书馆”模型和“超级

    大脑”模型，他持部分认可态度，并认为隐性的实践性诀窍的确是一种

    知识。此外，斯特林还认为，博伊德简化了社会学习，把社会学习看

    成“依照惯例的”，或者说是“信任背景下的”启发式学习法，并且过

    于依赖这种简化。斯特林质疑的最后一点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时间背景

    下，社会学习是否会发生变化，以及如果会发生变化将如何发生。

    鲁思·梅斯(Ruth Mace)与博伊德一样，是一位人类学家，虽然

    她的学术取向是人类进化生态学，但她还是对博伊德在研究人类进化时

    所坚持的多学科取向理念称赞有加。当然，她在评论中还强调了实证检

    验的重要性。她认为，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比如规范是如何出现

    的，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这些规范是如何得到强化的，变革的难易程度

    如何，等等。她的批评性意见更多一些。她还指出，博伊德认为一些行

    为是由社会规范和制裁所激发的，但实际上，可能是由个体自利性动机

    所激发的，比如，“决定参加战斗”之类的行为。她描述了自己在北爱

    尔兰开展的关于群体冲突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群体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譬如种族之间的战斗，是否会导致狭隘的利他主义？

    保罗·西布莱特是一位涉猎广泛且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认为

    博伊德的研究忽视了一个方面，也就是那些“形成人类阴暗面的因

    素”。西布莱特认为，如果人类既是这个星球上最具生态环境适应性的

    物种，也是合作规模最大的物种，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残酷和暴

    烈程度上也是所有物种中最突出的；操控同类的狡猾本领亦是所有物种

    中最厉害的。西布莱特评论说：“在大多数社会中，大部分围绕规范所

    进行的沟通都会涉及某些个体对另一些个体的操控。”但这种操控在博

    伊德所列举的例子中却几乎看不到。

    在本书的最后，博伊德做出了回应。他认为四位评论人虽然各自提

    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此深表感谢，毕竟这些

    评论都认可文化进化是非常有价值的。

    博伊德注意到，鲁思·梅斯、金·斯特林和保罗·西布莱特都对他

    不太相信人类能够广泛搜集信息并做出明智决策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对此，博伊德坚持己见，认为虽然个体的选择确实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人们的基本观念却来自所处的社会。

    就艾伦·奥尔等人的相关评论来说，基本上可以认定，博伊德赞同

    这个看法，也就是认知能力和文化学习是互相强化的。

    面对四位评论人的批评，博伊德巧妙地捍卫了自己的观点。在结尾

    部分，他对西布莱特的批评进行了尖锐的反驳。他坚持自己那种更为乐

    观的看法，并以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为例，至于这个例子是什么，在此

    我先卖个关子。

    博伊德和里克森，以及其他合作者，比如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

    (Joseph Henrich)和萨拉·马修(Sarah Mathew)所开创的这项研

    究，为重新思考人类本性、社会秩序、人类进步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这些旁征博引的论述闪烁着迷人的学术光芒，并对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制度设计与变革”等问题提出了深刻的建议。我希望，这部内容丰富的作品能够进一步激发起学者们的探索之心，并能帮助他

    们提出更加具体的、明确的社会改革方案。目录

    上篇 演讲篇

    01 人类的独特之处(一)：模仿学习

    饿死在丰裕之地

    人类真正的独特之处

    智慧给不了全部答案

    为什么文化传承的知识如此有用

    人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吗

    盲目模仿的进化

    模仿并没有那么盲目

    难以理解的因果关系

    文化的进化速度比基因更快

    为什么人类的适应能力如此强大

    过往的“文化幽灵”

    人口规模与文化适应

    社会学习是否会促进复杂行为的累积性进化

    文化的适应性

    02 人类的独特之处(二)：社会规范

    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

    这一切并不是靠你个人创建起来的

    小规模社会中的大规模公共产品生产

    非亲缘性合作的人类

    互惠利他主义并不是解决之道

    制裁与互惠

    图尔卡纳人为何而战

    为何要实施惩罚

    稳定的社会规范文化的群体选择

    为什么许多人拒绝接受文化的群体选择推论

    文化的群体选择并非唯一的解释

    人类的小规模合作

    规范调控人类的小规模合作

    第三方的监督和制裁可以稳定互惠关系

    规范心理是如何得以进化的

    文化让人类成了与众不同的生物

    中篇 评论篇

    03 模仿、哈耶克理论和文化学习的意义

    超级大脑与精准模仿

    哈耶克与对传统的尊敬

    04 适应不需要洞察力？

    个体与社会学习

    对博伊德构建的模型的分析

    关于规范的不同思考

    以进化的角度看待人类社会生活

    05 文化进化中的推论与假设检验

    规范的制约

    文化群体选择的假设检验

    06 适应性、合作性、操控性和敌对

    通过直接制裁来监督对规范的遵守情况

    规范沟通和规范强化的重要性

    规范强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下篇 回应篇07 文化、观念和决策

    回应艾伦·奥尔

    回应金·斯特林

    回应鲁思·梅斯

    回应保罗·西布莱特

    致 谢

    注 释

    参考文献

    扫码下载“湛庐阅读”App，搜索“人类的价值”，获取作者演讲等精彩内容。01

    人类的独特之处(一)：模仿学习饿死在丰裕之地

    1860年，墨尔本市的精英人士组织了一支前往澳大利亚内陆的探险

    队。对于当时的澳洲白人来说，内陆还是一片未知之地。这些白人队员

    们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些人希望能够在澳大利亚与爪哇岛之间找到一条

    架设电报线的路线，从而将两地连接起来，并由此将全世界连接起来；

    而另一些人则是想和阿德莱德市的精英们一争高下。后者在一年前组织

    过一场类似的探险活动，但以失败告终。

    探险队雇用了罗伯特·伯克(Robert Burke)当他们的领队，他是

    一名勇敢的退伍军人。此外还有18名队员，其中包括威廉·威尔斯

    (William Wills)，一位科学家兼制图员。8月20日，探险队出发了，带着26匹骆驼、23匹马、够吃两年的食物，以及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行

    李，譬如橡木炊具。包括伯克和威尔斯在内的先头部队于11月11日到达

    了库珀河(Cooper Creek)，这是一条位于墨尔本市以北600千米的季

    节性河流。探险队在那里驻扎下来，等待后续队伍赶来会合。

    到了12月中旬，后续部队依然未赶到，而伯克不愿再等下去了。他

    与威尔斯、查理·格雷(Charlie Gray)以及约翰·金(John King)

    再次踏上征途，希望能够到达卡奔塔利亚湾(Gulf of

    Carpentaria)，并在3个月之内返回库珀河。伯克让队伍的其他人在库

    珀河驻扎到次年的3月15日。不幸的是，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花了4个月

    才到达目的地。在归途中，格雷又遭遇了不测。当伯克、威尔斯和金于

    次年4月中旬返回库珀河时，营地已经被废弃。一行人精疲力竭，补给

    也所剩无几，很难再走上600千米返回墨尔本市。

    就在此时，探险队遇到了一群扬德鲁万塔(Yandruwandha)(1)

    人，因处境糟糕而获得对方给予的6千克鱼。几周之后，他们又遇到了一群

    扬德鲁万塔人，并受到了邀请，到了对方的居住地，并在那里获得了更多的鱼，以及一种由澳洲大柄苹(nardoo)这一水生蕨类植物的种子[1]

    做成的糕点。这三个白人非常喜欢这种糕点，甚至觉得，现在要想活下

    去，就必须先学会把澳洲大柄苹的种子磨成粉。不过，他们当时并不知

    道这种粉是由哪种植物的种子磨制而成的，而且此后很久，一直都没有

    再遇到扬德鲁万塔人。

    经过两周令人绝望的寻找，威尔斯等人终于找到了澳洲大柄苹，并

    采集了足够多的种子，磨成了粉。然而，尽管有足够的澳洲大柄苹吃，但他们的身体还是变得越来越虚弱。到了7月初，伯克和威尔斯相继去

    世。最后，一群扬德鲁万塔人救下了金，给他食物，照料了他几个月，直到9月救援队伍赶到。[2]

    为什么伯克和威尔斯会饿死在一片丰裕之地？至少在扬德鲁万塔人

    看来，那里可谓物产丰富。这个问题实际上与本文所要回答的，更为宏

    大的关键问题一脉相承，也就是人类何以能成为如此独特的物种。50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也不过是一群再平常不过的猿类；而在今天，人类

    这种生物俨然已经成为世上其他生物的“统帅”。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

    几乎都有人类的影子；人类在数量上超过了陆地上大部分的脊椎动物，所拥有的资源超过了其他所有生物，社会关系也比其他所有生物都广

    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人类学会了以文化的方式来适应环

    境，并不断积累着那些对生存至关重要的信息。

    在扬德鲁万塔人看来，澳大利亚内陆是丰裕之地，这是因为其文化

    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如何在那里生活”的知识；而伯克和威尔斯之所以

    会饿死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本文旨在说明人

    类在进化过程中逐渐拥有了以文化的方式来适应环境的能力，而这种能

    力不论好坏，终究让人类成了一种独特的物种。

    人类真正的独特之处大部分进化心理学家承认，人类在很多方面都与其他物种不同：人

    类比其他生物更擅长使用工具；人类语言所能传递的信息比其他动物语

    言多得多；人类大脑相对于身体的比例，也要比大多数动物的高一些。

    可是，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很多动物都具有自身特性：大象拥有长而

    灵活的鼻子，蜂鸟可以在空中盘旋，蓝鹀懂得通过观察星星的位置来为

    飞行导航。长期以来，人们都习惯性地认为，人类拥有某些与其他动物

    不同的特性，因此优于其他动物。然而，很多所谓的特性已被证实绝非

    人类所独有。生物学家最喜欢反驳“只有人类才能做某某事情”之类的

    观点。制作工具、使用语言、种植作物，以及文化、教育、战争等，都

    曾被认为是人类的“专属”行为，后来也都遭到了驳斥。

    那么，如何才能知道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键差异呢？人类真的是独

    一无二的吗？还是说，人类并没有我们所认为的那么独特？我想，对于

    这方面的研究，最好借鉴一下动物学标准，也就是在对其他物种进行比

    较并判断其生态重要性时所采用的标准，比如物种分布情况、物种生物

    量、能量处理方式等。如果人类在这几个方面真的与其他物种有所不

    同，那么就说明人类在适应环境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也说明这样的探

    索是值得深入的。

    先来看物种分布情况这个标准。一个物种的地理分布是指它所占据

    的区域，而一个物种的生态幅度是指其栖息地的集合。这两个指标都很

    有用，因为通过它们可以大致推测出一个物种的适应能力处于何种水

    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物种分布得越广，意味着越能在不

    同的环境中正常生活。在所有陆生脊椎动物中，人类的地理分布和生态

    幅度都是最广的。大部分陆生脊椎动物都只分布于某个大陆的某些地

    区，且栖息地也不会太多。人类的近亲，猿类就是最好的例证。猩猩和

    长臂猿只存在于东南亚的密林中，大猩猩和倭黑猩猩只生活在非洲的热

    带雨林中，黑猩猩只生活在非洲的热带林地中。另外，大型的捕食动物

    分布得最广，例如灰狼，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除热带以外的

    地区。[3]

    人类则生活在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其他大陆上。你可能会认为，人类是到了近代，借助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才得以扩

    张到地球的每个角落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全新世(the

    Holocene)(2)

    之初，也就是10 000万年前，这些狩猎-采集者就已经广

    泛分布于除了南极洲和几个偏远岛屿之外的所有陆地区域，而且栖息地

    的环境千差万别，从潮湿的非洲热带雨林到极度干燥的中亚沙漠，再到

    北冰洋的冰岸，不一而足。

    我有时候也会拿啮齿目动物和人类做比较：啮齿目动物不也是遍布

    全球吗？是的，它们确实遍布全球，不过却包含了2 200多个物种，而

    其中任何一个物种的分布范围都没那么大。人类则不同，现代智人这一

    物种几乎分布于地球表面的每一个地方。褐鼠看上去虽是一个例外，但

    事实并非如此。它们的分布范围几乎和人类一样广泛，遍布其他各个大

    陆。然而，事实上，直到中世纪，褐鼠都只分布于中亚，后来“搭

    乘”人类的交通工具，才逐渐泛滥于世界各地。[4]

    褐鼠和螨虫、肠道寄

    生虫等人类共生物一样，则都生活在人居环境之中。

    如果用另外两个动物学标准来衡量，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在所有

    的脊椎动物中，人类的物种生物量[5]

    仅少于我们驯养的家禽，同时也是

    所有野生陆生脊椎动物的物种生物量之和的数倍。[6]

    人类如此多的物种

    生物量，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和工业发展的结果。据估计，在全新世之

    初，地球所承载的狩猎-采集者数量约为7 000万。[7]

    这么庞大的数值是

    值得关注的，因为在很多环境里，这些狩猎-采集者都是顶级的，能够

    猎捕领地范围内体形最大的动物。当然，顶级狩猎者通常在数量上要比

    猎物少很多。据估计，在全新世之初，狮子作为顶级狩猎者之一，纵然

    分布范围较广，但数量也只有700万只左右。

    这种生态学意义上的成功，源自环境适应性。啮齿目动物几乎可见

    于人类的每一处栖息地，不过这类动物有许多亚类，各种亚类的适应能

    力不尽相同，虽然都能适应某种特定的环境。[8]

    河狸拥有带蹼的脚和扁

    平的尾巴，更适应水中的生活；美洲飞鼠拥有巨大的飞膜，能够从一棵树上滑翔到另一棵树上；更格卢鼠(kangaroo rat)拥有独特的肾脏，就算不喝水也能在沙漠中生存；盐沼小鼠则可以喝盐水。然而，它们的

    种种差异并不仅仅停留在生态学层面上。

    不同的物种会采用不同的社会行为来适应独特的环境。有些动物遵

    循一雌一雄制，而有些则很混乱；有些物种习惯独来独往，而有些物

    种，如河狸、草原土拨鼠、裸鼹鼠(naked mole rat)等，则以集体合

    作的方式生活。与所有这些物种都不同，人类是通才，不仅能够适应各

    种环境，还能总结衍生出各种地方性知识和专业化工具，以及各种社会

    安排。

    最能表现人类适应能力的行为就是加工各种东西，但这种加工能力

    并不能让我们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很多动物都能加工东西，比如鸟能

    筑巢，河狸能筑河坝，白蚁能打造蚁丘等，而且加工能力在这些动物的

    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动物制造品，就技术复杂性而言，完全

    可以与几千年前的人造物品媲美。织巢鸟的悬巢非常漂亮，而且复杂程

    度一点也不亚于许多狩猎-采集者修筑的茅草屋。然而，每一种织巢鸟

    只会搭建有限的几种鸟巢。[9]

    人类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能够制造

    出各式各样的东西，从而完美地适应独特的生存环境。人类会根据地域

    环境的不同而建造不同的住所。我们的房子可能是用冰雪筑成的，也可

    能是用泥土、石头、茅草和木头搭建而成的。不仅如此，人类还会做出

    各种各样的设计，以便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

    总而言之，人类在适应不同的环境方面，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能

    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人类为什么会拥有这种能力？

    智慧给不了全部答案

    一个颇为自得的回答是：人类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人类更聪

    明。大部分研究人类进化的学者都认同这一点。另外，更为复杂的工具和狩猎-采集方式，以及符号行为都可以证明，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在不

    断提升的。[10]

    考古学家林恩·沃德利(Lynn Wadley)及其同事发现，7

    000年前，居住在非洲南部海岸斯布都洞穴(Sibudu Cave)的人们，在

    制作箭矢或长矛时，会使用黏合剂将锋利的石片固定在木柄上。[11]

    实验

    发现，这些黏合剂是由金合欢树胶和代赭石混合加热而成的，而且比用

    其他方法制作出来的黏合剂更好用。

    他们总结道：

    我们的实验表明，这种黏合剂的体积吸收总系数(KYA)

    达到了70……这些制作者的技术相当娴熟，他们不仅对这种黏

    合剂材料的特性了如指掌，而且还会有意识地操控这些特

    性。[12]

    这段话包含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这些制作者的技术非常娴

    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制作和使用黏合剂是一件非常

    复杂的事情。第二个观点是，他们的技术之所以会如此娴熟，是因为他

    们非常聪明，能够理解这种黏合剂的特性。但是，纵然第一个观点是对

    的，第二个观点却未必正确。

    大部分研究人类进化的学者对智慧转化为行动的具体过程都不甚了

    解，也不清楚如何用进化来解释智慧。最简单的观点是，人类在适应环

    境方面与其他物种并无二致，无非是适应得好一些罢了。其他物种在适

    应环境时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通过基因变异来适应环

    境，其典型实例是，居住在高纬度的动物在体型上要比居住在低纬度的

    同类更大一些。这种差异就是适应性的结果，因为大体型更容易保存热

    量。自然选择让生活在不同纬度的相同物种出现了基因差异，而这种差

    异影响了物种个体的体型。与此类似，自然选择也会影响行为。例如，某种环境中的适应性行为是投掷长矛，而另一种环境中的适应性行为则

    是伏击猎物。但是，自然选择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因此基因差异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居住在斯布都洞穴里的人会用金合欢树胶制作黏合剂，而澳洲土著居民则是用三齿稃树脂来制作黏合剂。

    这就涉及了另一种适应方式：动物个体在生命过程中通过行为和形

    态上的变化来适应当地环境。对脊椎动物而言，学习尤为重要。动物个

    体不仅要学习去哪里寻找食物，以及寻找什么样的食物，还要学会分析

    谁会允许自己与之共享食物来源地。总之，要学会灵活调整自身行为以

    适应环境。因此，它们总能迅速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能在多种类

    型的栖息地中生存。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其他物种来说，学习通常只存在于个体层

    面。个体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学习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而不会向

    同类学习。的确，很多脊椎动物都拥有一些简单的传统行为，而且这些

    传统行为会通过模仿等社会学习机制得到强化。然而，不管在何种情况

    下，这些传统行为都包含了个体采用自己的方式所掌握的行为。[13]

    社会

    信息非常有用，但并非必不可少。毫无疑问，就算不借助任何社会信

    息，个体也能通过学习来做出高度适应性的行为，比如制作加工非常复

    杂的用品。织巢鸟在没有见过同类如何筑巢的情况下也能建造出非常漂

    亮的巢穴。[14]

    刚刚长大的织巢鸟在筑巢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但随着经

    验的积累，其筑巢的“手艺”会得到改进。人工饲养的 形树雀会学习

    如何利用工具把虫子从树木的内皮中掘取出来；而对于有经验的树雀来

    说，把树皮扒开是完全没有必要的。[15]

    人类的学习过程看起来也大抵如

    此。

    接下来我会尽力向大家证明，这么说是错误的。人类并非像其他物

    种个体那样，单纯依靠自身能力来适应环境。超常的智慧使人类能够适

    应更多类型的环境，但还不足以让人类聪明到能够以个体的方式来解决

    现代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适应性问题，毕竟人类已遍布全球。任何狩猎-

    采集群体所使用的工具、寻找食物的技术、生态知识，以及社会安排都

    非常复杂，绝非个体所能创造。人类之所以能够掌握在不同环境中所需要掌握的所有知识和技能，是因为懂得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在向同类

    学习这个方面，人类比其他任何物种做得都要好。另外，同样重要的一

    点是，出于某种心理，人们很愿意向他人学习，甚至在不了解对方初衷

    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种心理机制使人类积累起了极为丰富的适应性信

    息，其“实力”远远超过了个体的创造能力。对于人类的适应能力来

    说，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是非常关键的驱动力。人类如果未能通过文化的

    方式来适应环境，那就不会成为一个独特的物种。

    这让我们再次联想到命运多舛的伯克-威尔斯探险队。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不过是所谓的“欧洲探险者迷失经历”的例证之一罢了。在过

    去的几个世纪里，类似的故事一再上演，结局也都大同小异。[16]

    一小队

    欧洲探险者在陌生地带身陷困境，而当地土著却过得顺风顺水。尽管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但这些迷失的探险者仍

    然无法找到可以用来果腹的食物，到最后往往只有死路一条；有幸活下

    来的人，通常也是有赖于当地土著的热情帮助。

    伯克-威尔斯探险队的队员之所以会丧生，并不是因为不够聪

    明，[17]

    而是他们从未接触过扬德鲁万塔文化中的那些传统知识。正是这

    些知识让扬德鲁万塔人能够在库珀河流域生存下来。不妨从大柄苹开始

    讲起吧。这些白人没能依靠自己的探索发现大柄苹，但在看见扬德鲁万

    塔人将大柄苹的种子磨成粉之后，也学会了做同样的事情。然而，他们

    最终还是死了。

    威廉·威尔斯当时觉察出事情不太对劲，曾在日记中写道：

    虽然胃口很好，大柄苹也非常好吃，但它似乎无法给我们

    提供任何营养。我比任何时候都虚弱。这里的鸟儿如此怕人，根本捉不到。即便有不少鱼，但我仍然不太清楚，在只有大柄

    苹的情况下，我们还能搞出什么花样来。能够拯救我们的，除

    了天大的好运，别无其他。至于我自己，大概只能再活四五天吧。[18]

    然而，威尔斯并不知道，其实大柄苹含有一种酶，这种酶会降低肠

    胃对维生素B1的吸收。这也就是说，虽然这些食物能提供足够的卡路

    里，但他们仍会饱受脚气之苦，而且很可能得了坏血病。[19]

    在制作大柄

    苹时，扬德鲁万塔人会用大量的水反复冲洗这种植物。很多植物都含有

    毒素，而以植物为主食的生物自然拥有各种处理毒素的方法。对于这些

    欧洲人而言，就算知道大柄苹有毒，要学会去除毒素也并非易事，毕竟

    从未接触过扬德鲁万塔文化中的这类传统知识。如此一来，大柄苹的坏

    处远远超过其好处，因为它有毒。

    即便如此，在那个环境中，还有其他一些食物可以吃。扬德鲁万塔

    人捕了很多鱼，还给了这几个欧洲人6千克鱼。罗伯特·伯克和威尔斯

    既然知道大柄苹不管用，那为何不去捕鱼？我们不太清楚，但或许存在

    这样一种可能：许多澳洲土著会用渔网来捕鱼。居住在库珀河流域，扬

    德鲁万塔部落北面不远处的另一个土著部落迪亚里(Diyari)就是这样

    捕鱼的。[20]

    这也就是说，伯克和威尔斯应该看到了扬德鲁万塔人使用渔

    网捕鱼，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做一个渔网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难题了。要

    想制作渔网，他们需要先学会利用当地的材料制作绳索。在澳大利亚的

    这一地区，土著会利用一种被称为“verbine”的，开紫色小花的灌木

    的树皮和根部来制作绳索。[21]

    在收集好这种植物后，再将纤维物质从中

    分离出来。为此，整株植物会被泡在水里好几天。然后，树皮会被撕成

    条状，经过反复敲打和揉搓而变得十分柔软。最后，晾干即可编成绳

    索。土著会将这些纤维放在大腿上揉搓，然后拧成双股线。拧好线之

    后，还需要知道如何将其织成渔网。居住在库珀河流域的人们拥有两种

    织网技术，分别针对不同类型的捕鱼活动。

    对于扬德鲁万塔人来说，库珀河流域是一个丰裕之地，因为他们的

    文化保留了大量的传统知识，这些知识可以帮助他们在此生活下去。一

    部关于扬德鲁万塔人的“自然历史书”可能会有上百页，并分为“如何游戏”“有效的打猎技术”“如何找到水源”“如何处理有毒的蕨类、薯类和苏铁类植物”等板块。在考古学家那里，澳洲土著以技术简陋

    而“著称”。然而，这样一本“技术操作指南”可能会包含如何制作和

    使用渔网、篮子、房屋、回力标、灭火器、梭镖、毒药、黏合剂、盾

    牌、树皮舟、石制工具等。此外，我们将会在下文中看到：合作，在人

    类的生存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扬德鲁万塔

    人，还需要掌握其“社会政策及相关程序”“语法和词典”，以及“信

    仰、故事和歌曲”等，这些内容若是打印出来，大概也会有厚厚的一摞

    纸。

    为什么文化传承的知识如此有用

    要知道，人类与其他动物在适应环境时所采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我

    们不用重新探索和学习所需的知识，因为文化传承能带来很多适应性知

    识。那么，这些传统知识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人们如何确信传统知识是

    有用的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少得可怜。在我看来，人们通常会这样

    想：创新是很难的。发现大柄苹有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找到去除

    毒素的方法更是难上加难。好在，确定一种行为是否有益相对比较容

    易。因此，一种发明一旦出现，只要被确认是有益的，便会被传播开

    来。回想一下考古学家林恩·沃德利的观点，那些在7 000年前就学会

    了制作黏合剂的非洲土著人拥有非常娴熟的制作技术，不仅完全清楚那

    些黏合剂材料的特性，还会有意识地操控这些特性。[22]

    因此可以说，文化就像一座图书馆。这间图书馆里保存的都是以往

    创新所得的有用知识。图书管理员需要判断并决定哪本书该放在书架

    上，但书的内容则取决于作者的能力，而非图书管理员的能力。技巧娴

    熟的作者通常能够写出更好的书籍。同样的道理，虽然文化会保留各种

    创新，但一种发明的有用性实则取决于创新者的头脑。于人类而言，没

    有卓越的认知能力，就无法保存任何复杂的适应性创新。对人类进化学感兴趣的人，对文化的看法都大抵如此。在一篇经典

    的文献中，美国人类学家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伊文·德沃尔

    (Irven DeVore)皆认为，人类已经步入了认知生态位(cognitive

    niche)。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其他动物无法企及。[23]

    人类能够

    在陌生环境中发明新工具并找到合适的技术，因为人类比其他动物更善

    于因果推理，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心智模拟。懂得相互学习，意味着每

    个人都不需要单独发明自己所需要的各种事物，因而创新的成本便得以

    分摊。[24]

    对于支持进化论的研究者来说，这种方法极具吸引力，因为在他们

    看来，解释清楚自然界中的设计至关重要。[25]

    这里的“设计”指的是复

    杂的、不可解的事物构造；这种构造能够实现某些功能。例如，眼睛这

    种器官明显就是为了看东西而“设计”出来的。眼睛要看到东西就必须

    保证水晶体、虹膜和视网膜等按照一定的结构组成，而这种结构绝不可

    能是偶然出现的。设计还适用于一些复杂的行为，比如处理大柄苹和制

    作渔网。自然界中之所以存在设计，唯一的原因就是自然选择，就连人

    类大脑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由此可见，文化是各阶段创新的集合，而

    这些创新之所以能被保存下来，是因为人们欣赏其价值。

    在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中，还有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看法：人们

    信奉不同的信仰，并践行相应的价值观。这些信仰和实践可能是合乎情

    理的，也可能不是。而且，或许人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一种信仰和实践

    比另一种信仰和实践更好。人们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物，按照自己

    的一贯风格行事，因为同一文化环境中的其他人都是这么做的。

    那么，究竟哪种观点才是正确的？个体采纳某些观念和行为，是因

    为深知其益处，还是因为看到周围的人皆是如此？如果后者是正确的，那么凭什么说某些观念和实践就是有用的？

    人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吗扬德鲁万塔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大柄苹吗？我们永远也不

    会知道答案了，因为扬德鲁万塔人及其生活方式在罗伯特·伯克和威廉

    ·威尔斯死后的几十年中渐渐消失了，枪炮和病菌夺走了他们的性命。

    不过，我们对当代一些种群的食品处理技术的文化进化做了些了解。

    斐济群岛上的食物禁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类学家约瑟夫·亨

    里奇及其同事，包括我在内，曾对斐济亚萨瓦岛(Yasawa Island)上

    几个村庄的生活方式进行了长期研究。那里的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

    活：80%的卡路里来自白薯、木薯、香蕉，以及其他一些田间作物，还

    有鱼、海龟和一些海洋无脊椎动物；20%的卡路里来自购买的食物，主

    要是糖、面粉和食用油。在斐济人的食物中，大部分海产品都含有毒

    素。

    亨里奇所说的是一种被称为雪卡(ciguatera)的毒素，这是一种

    由生长在死礁上的鞭毛藻所产生的化学物质。[26]

    雪卡毒素溶于油脂，会

    积存在食用鞭毛藻的体内。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如梭子鱼、鲨鱼、海

    鳝，以及一些寿命较长的生物，如海龟等，体内累积的雪卡毒素最多。

    雪卡毒素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持续性的伤害，中毒症状包括关节疼

    痛、忽冷忽热、腹泻和呕吐。这是困扰整个大洋洲的健康问题之一。医

    学研究表明，雪卡毒素对胎儿和吃母乳的婴儿危害最大。我们在走访亚

    萨瓦岛居民时发现，大部分居民都认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应该避免食用

    那些容易感染雪卡毒素的海产品，比如鲨鱼和梭子鱼一类的大型海洋捕

    食者，以及海龟一类的长寿生物，详见图1-1。这种观念还被赋予了道

    德色彩，事实上，斐济人不允许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吃这些食物。图1-1 对70名斐济妇女的食物禁忌调查。这些妇女都认为，孕妇不应该吃表中所列的禁忌食

    物。研究者列出了一长串食物的名称，然后问这些妇女“这些食物是否适合孕妇食用”。在

    询问当地人“哪些食物是孕妇应该避免的”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From Henrich Henrich, 2010.

    因此，我把这种信仰称为禁忌。斐济人将此称为“tabu”，发音与

    英文中的“tamboo”(禁忌)一样，而且与库克船长(Captain Cook)

    所引入的词汇汤加(torgan)也很接近。多项证据表明，这些禁忌是环

    境适应性方面的传统文化知识，它降低了该人类种群中部分弱小群体感

    染雪卡毒素的风险。

    村民们不仅知道吃鱼可能会生病，还能识别出这种特殊疾病的症

    状，并称之为“ika gaga”，字面意思是“鱼毒”。他们所描述的症状

    与西方医学界确诊的雪卡毒素的中毒症状几乎一样。村子里的大部分人

    在一生中至少会中一次雪卡毒素。他们知道，鱼的体型越大，中毒的风

    险越高，[27]

    但是并不相信食用海龟或海鳝会导致雪卡中毒。因此，这些

    禁忌并非源自“吃鱼中毒”这种一般信仰。事实上，它所针对的只是孕

    妇和哺乳期妇女。这些禁忌会对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

    响，因为这些“不能吃”的食物实际上是斐济人日常饮食中的重要食

    材，而且比其他鱼类和海洋无脊椎动物的油脂含量更高，是斐济人摄取

    油脂的重要来源之一。当然，它们深受好评还因为味道鲜美。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在吃了数周的木薯和珊瑚鱼之后，你一定会对海龟的美

    味赞不绝口。这些禁忌所限制的是那些极易感染雪卡毒素的物种，而就

    其他一些物种而言，比如鹦鹉鱼和独角兽鱼，则更常被食用，不存在什

    么禁忌。

    大部分人都是从其他人那里得知这些禁忌的。亨里奇和同事们询问

    了一些斐济妇女“是如何知道这些禁忌的”，结果见图1-2。有5%的人

    说，她们知道“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需要忌口”是与自己的切身经验有

    关；95%的人表示是从其他人那听说的。这部分女性口中的“其他

    人”大部分是指家庭成员，但也有大约25%的人是指那些“有智慧的女

    性”，比如传统医疗、孕产以及女性养护等重要领域内的专家。

    图1-2 对44名斐济人的调查结果。他们所认同的“某些食物不适合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食

    用”的信仰来自何处？

    From Henrich Henrich, 2010.

    那么，为什么斐济人会相信父母、亲戚，以及有智慧的女性所告之

    的这些经验呢？依照“文化是图书馆”这个观点，答案如下：这些学习

    对象会给出极好的理由让他们相信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不应该吃海鳝、海

    龟等食物，并遵照这些信仰行事。这些信仰需要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品尝过美味海龟的妇女，在其怀孕时顾及这些食物给

    未出生的孩子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选择天天吃煮熟的木薯。这些信

    仰必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只有这样人们才敢指责一个吃海龟的孕妇，即便这种指责可能会冒犯她和她的亲属。食物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将

    会得到强化，因为事实证明这种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例如，村子里的某

    个人注意到，某位妇女在不知道自己已怀孕的情况下吃了不少海龟，后

    来生出的孩子在发育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亨里奇及其团队调查了很多妇

    女，询问她们“一个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如果吃了一些禁忌食物，会发

    生什么事情”，答案可谓五花八门。一些妇女不知道，另外一些则觉得

    什么也不会发生。大部分人都认为，那样做会对婴儿健康产生不利影

    响，但不利影响到底是什么，又众说纷纭，“皮肤粗糙”和“体味难

    闻”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答案。这种模式与传统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会信奉某种禁忌，只是因为大部分人都相信它；

    如果要他们做出解释，得到的答案通常只是，不遵守这种禁忌便会遭遇

    一些不好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就算无法对禁

    忌做出合理解释，也依然会放弃那些美味的、令人垂涎的食物。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我曾经对斐济这几个村庄的传统房屋进行过研

    究。这些房屋被称为“bure”，发音接近“booray”，功能性很强。不

    仅能遮风挡雨，还能为人们提供烹饪和社交活动场所，以及保护家庭隐

    私。这些房屋的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但结构都大致相同(图1-3)。

    当然，这也是斐济群岛上最流行的建筑样式。图1-3 斐济传统房屋的剖面图。图中的标签是亚萨瓦岛上的斐济人用当地方言写下的建筑结

    构名称。按比例换算后可知，标识为“duru”的立柱高约1.5米，被放置在深约1.5米的孔洞

    中。据我们所知，“duru”的发音为“nduru”，而孔洞未被明确标识出来。图为草屋的基本

    构架，屋内厚梁(vata leke)高于头顶，屋外覆盖着厚厚的茅草。(图中语言为斐济土著方

    言)

    斐济房屋为何要按照这种模式来建造？为了找到答案，我重点关注

    了房屋结构，想弄清楚这种设计能否抵御每5年左右就会来一次的横扫

    全岛的台风。风暴常常会摧毁房屋。2009年，一场相对温和的台风过

    境，村子里约有15%的房屋都坍塌了；上了些年纪的人们至今还记得20

    世纪50年代早期的那一场台风，当时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建造这样一

    个房屋需要6个劳动力花上1个月的时间，而这与重新打理被风暴摧毁的

    田地所需要的人力和时间几乎相同。我寻访了8位村子里公认的最懂房

    屋建造的男性，请教了诸多房屋结构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想知

    道，他们是否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这种标准的房屋建造模式比其他的

    要好。在走访快结束时，我展示了斐济群岛其他岛屿上的房屋图片，并询

    问，如果风暴来袭的话，这些房屋是否能够抗得住。他们都认为，其他

    类型的房子不太好建造，但至于为什么不好建造，却说不出理由。我

    想，可能是因为这些房屋与当地的房屋差别太大了。于是，我从这种草

    屋的原型出发，只改变其中一个特性，比如采用不同类型的木材或不同

    结构，然后再次询问，与标准的草屋相比，“我的房屋”有什么不同。

    对于某些特性，他们能够给出明确的因果解释，比如，“noko

    noko”适合在旱地里做柱子，而“vau”适合在靠近海滩的比较潮湿的

    土地上做柱子，但是说不清楚为什么我改过的一些结构不如标准结构

    好。

    由此看来，亚萨瓦岛居民并不能为他们的食物禁忌提供很好的解

    释，且对房屋结构的认知也是不全面的。吃着自己应该吃的，按照自己

    的方式建造着房屋，或多或少是因为其他人都这么做。无论身在何处，人们总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更正式地说，人们似乎本能地倾向于采纳

    他人的观点。那么，自然选择会青睐这种心理机制吗？

    盲目模仿的进化

    理论上，自然选择会青睐这种心理机制。这种心理机制会使大多数

    人将周围人的信仰当作自己的信仰。[28]

    我之所以强调“理论上”，是因

    为这个结论来自一套数学模型，而像我这样的研究者通常会利用它来研

    究进化过程。我们不妨先口头论证一下这个有趣过程的基本特性。在这

    里，先假设，最优行为会存在一些变化。比如，在某些环境中，孕妇不

    应该吃大鱼；而在其他环境中，吃大鱼可能会比较好。在某些环境中，人们注意到，那些在孕期吃了很多大鱼的妇女生出来的孩子有问题；于

    是，妇女们利用这一线索推断，怀孕时不应该吃大鱼。但是，还存在一

    种可能性：想要确定吃大鱼所带来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因为样本太小，而影响婴儿生长发育的因素又有很多。看起来很有可能是这样：如果环境中所出现的线索是可信的，那么

    就使用这些线索进行推断；如果这些线索是不可信的，那么就依靠模

    仿。这种策略可能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这样一来，个别情况下对可

    靠线索的使用，就会通过模仿而被传播开来，从而使最容易被观察到的

    行为成为最优行为。为了验证这一口头论证，需要建立一个模型，用数

    学形式来表示其基本假设；接着，要用数学工具来求证自然选择是否会

    青睐这一特性。如果最终结论与口头论证的结论一致，就说明这个论证

    很可能是有道理的。严谨一点的话，需要再建立一个不同的数学模型来

    表示这个基本假设。如果得到了相同的答案，那么就可以确定，口头论

    证是对的；如果得到的答案不一样，就需要找出哪里出了问题。

    接下来将建立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以证明口头论证是正确的。[29]

    本书的两位评论人建议我删除这一部分，因为数学会让许多人望而生

    畏。最终，我还是决定保留，因为让读者了解这种理论推导过程是十分

    重要的。大家尽力理解吧，如果觉得像是在读天书，可以直接跳到结论

    部分。

    假设，有一大群人生活在同一环境中，而这个环境只有两种状态。

    为了简单起见，我把这两种环境分别称为“大鱼有益”和“大鱼有

    毒”。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是指斐济的鱼类禁忌模式。[30]

    目的是检验

    口头论证的逻辑合理性。假设这些人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若

    非如此，他们就没必要学习了。假设环境会在这两种状态之间不断地随

    机切换，在一段时间里，环境处在一种状态，而后又切换到另一种状

    态，且两种状态存在的时长比较平均；存在两种可能的行为——“吃大

    鱼”和“忌吃大鱼”。当环境处在“大鱼有益”状态时，“吃大鱼”就

    会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好处；而当环境处在“大鱼有毒”状态时，“忌吃

    大鱼”就会带来更大的好处。由此带来的适应性问题就是，这些人需要

    确定自身处在哪种环境状态中，以便选择最优行为。

    有两种信息可以帮助个体确定自身所处的环境状态。第一种信息是环境线索，个体可以通过环境线索来推断环境状态。可以将这种环境线

    索视为一种相关性，比如在学习者所知道的某个样本群中，一位妈妈吃

    的大鱼数量和她宝宝的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程度。因为是口头论证，所

    以这些线索难免会存在缺陷，而这些缺陷有时候会导致推断错误；不

    过，学习者可以通过其所含的相关信息来评定其质量。

    正如图1-4所示，当处在“大鱼有益”状态时，通常为正相关；当

    处在“大鱼有毒”状态时，通常为负相关。因此，婴儿的健康状况和母

    亲所食用的大鱼数量之间的关系，如果呈正相关，也就是支持“大鱼有

    益”；如果呈负相关，则支持“大鱼有毒”。然而，现实世界充满了各

    种杂音，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当“大鱼有毒”时，有可能会观察到

    正相关关系；当“大鱼有益”时，有可能会观察到负相关关系。个体如

    果采纳了这些带有误导性的线索，就会做出错误的推断，以及不恰当的

    行为。

    图1-4 不同的线索价值x在“大鱼有毒”和“大鱼有益”状态时的可能性。可以把这些线索

    价值看作所能观察到的母亲饮食和孩子健康之间的相关性。当“大鱼有益”时，正相关的可

    能性更高；当“大鱼有毒”时，负相关的可能性更高。这意味着，当观察结果为正值时，环

    境处于“大鱼有益”状态；结果为负值时，环境处于“大鱼有毒”状态。然而，这种推断有

    时候也会出错。不过，线索的绝对值越大，在依靠该线索进行推断时，出错的可能性就越

    低。另外，大家要注意，图1-4中的函数分布是偏移的。上图表示，当

    环境处在“大鱼有益”状态时，个体不太可能会观察到一位母亲食用的

    大鱼数量与其后代健康状况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同样，下图表示，当环

    境处在“大鱼有毒”状态时，个体不太可能会观察到正相关关系。这意

    味着，当相关性足够显著，比如呈绝对值时，是不太可能推断失误的。

    第二种信息是个体观察到的群体中一部分人的行为。这些人常被称

    为“榜样”。假设，以平均值为标准，好的行为更常见。因此，如果大

    部分人食用大鱼，那么这个线索即表明“大鱼是有益的”；如果大部分

    人不吃大鱼，那么则表明大鱼是有毒的。但是这种线索也有可能出错。

    比如，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大鱼

    是有毒的，但一个学习者偶然遇到了另一群人，其中大部分人都认为大

    鱼是有益的。还可能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环境已经改变了，大鱼现在

    变得有毒，但大部分人依然觉得大鱼无毒。

    因此，个体不得不在无法准确推断出最优行为的情况下决定该如何

    行动，必须赌一把。贝叶斯决策理论(Bayesian Decision Theory)是

    代数的一个分支，主要用来进行风险决策，让自身的平均收益最大化。

    假设一个单独的环境线索价值x，表示母亲的饮食和其后代健康状况之

    间的相关性。个体观察到，在一个由n个个体组成的群体中，有j个榜样

    都在吃大鱼。因此，运用这个理论，如果j-n2>-gx，那么选择吃大鱼

    就可以使预期收益最大化。在这个公式中，g是一个参数，表示个体对

    两种信息的权衡。虽然g值非常重要，但暂且把它放在一边，先来关注

    这个不等式的其他部分。

    当大部分榜样都吃大鱼，即吃大鱼是最优行为时，这个不等式的左

    边将会是正值。因为g值总被认为是正值，因此，当吃大鱼和婴儿健康

    之间为正相关，即x值为正时，不等式的右边将会是负值。两种信息都

    指向同一方向，个体吃大鱼可以让个体预期收益最大化。如果大部分榜

    样都不吃大鱼，即j-n2<0，吃大鱼和婴儿健康之间是负相关，即x<0，那么不等式会告诉你，以平均值为标准的话，吃大鱼将会降低收益。

    当两种信息产生冲突时，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例如，当10个榜样

    中有7个吃大鱼，即n=10，j=7时，不等式的左边j-n2等于2。大部分人

    都吃大鱼，这样的观察结果表示大鱼是无毒的。然而，在吃大鱼和婴儿

    健康之间又存在着负相关，相关值为-0.5，这意味着相反的推断。在这

    个数字样本中，如果2>0.5g，那么不等式表示的是大鱼无害。因此，你

    的决策取决于参数g，它表示个体对环境线索和社会线索的权衡。g值较

    小，意味着个体认为社会线索更重要；g值较大，意味着个体认为环境

    线索更重要。在这个例子中，如果g值小于4，那么个体会忽略环境线

    索，模仿大部分榜样的行为；如果g值大于4，那么个体会忽略周围人的

    行为，依靠环境线索行事。

    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参数g代表着个体如何通过学习心理机制在

    社会线索和环境线索之间做出选择。极小的g值意味着个体极度依赖模

    仿他人。为了确定自然选择是否会导致个体的“盲目模仿”，我们需要

    让参数g不断进化，看看到底是什么条件导致了g值变小。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模型来研究影响学习心理机制的基因与行为的

    共同进化。假设g值是一种基因特性，每个个体都会从父母那里遗传到

    一个g值；可能会因为变异而发生一些改变，但g值与性别无关。个体通

    过学习获得环境线索，并观察到n个榜样的行为，然后按照上述规则选

    择其一。这个选择会决定个体的行为，从而影响个体的收益。如果所携

    带的g值能够增加个体正确识别环境线索的概率，那么这部分人将会拥

    有更多的后代；自然选择将会使人群中拥有这种心理机制的人越来越

    多。然而，最佳学习心理机制同时还取决于上一代人的行为。如果大部

    分榜样都拥有正确的行为，更依赖社会线索，即g值较小，这种行为将

    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如果大部分榜样的行为都不正确，那么自然选

    择将会倾向于不太依赖社会线索，也就是g值较大时的行为。基因影响

    着人们的决策，决策又影响着下一代榜样的行为。因此，基因进化和文化进化是密不可分的，这一过程被称为“基因-文化的共同进化”。人

    类不断重复着这一过程，直到g值的平均值不再发生变化。[31]

    这个数值

    告诉我们，自然选择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造就人类的学习心理机

    制的。

    图1-5展示了两组不同参数被代入模型后所得到的结果。由于g的原

    始数值解释起来比较麻烦，因此我假设g值为一个长期平均值，然后测

    算在当前环境中掌握的最优行为与榜样数量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出这种

    可能性：当最优行为比较容易学习时，社会线索在人们的决策过程中常

    常被忽略；当最优行为比较难学时，大部分个体会选择模仿榜样的行

    为。

    图1-5 当环境线索质量比较高(左图)和质量比较低(右图)，人类处于一种稳定的进化状

    态时，受自然选择青睐的基因特性的概率。其中，环境线索质量高低是指某种比较受青睐的

    基因特性在人群中的分布比例。在这里，个体会关注另外三个个体的行为；其他个体数量更

    多的话，个体则会依赖社会线索。受自然选择青睐的某种基因特性的分布比例指的是人群中

    采取最优行为，也就是“当大鱼无害时食用大鱼，当大鱼有毒时不吃大鱼”的人数比例。水

    平虚线表示的是只利用环境线索，也就是说，只利用个体学习所能获得的受自然选择青睐的

    基因特性的可能性。在左图中，个体通过个体学习来选择最优行为的概率为98%；在右图中，概率只有50%。45°斜虚线表示的是盲目模仿上一辈人以掌握最优行为的可能性。黑线表示的

    是在稳定的进化状态中，使用最优的g值以获得受自然选择青睐的基因特性的可能性。如果个

    体学习是准确的，那么社会学习对个体的收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如果个体学习不准确，那

    么大部分个体都会模仿榜样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平均每经历100代人，环境

    状态就会转换一次。

    Redrawn from Perreault et al., 2012.来看看这意味着什么吧。个体拥有一种学习心理机制，这种机制告

    诉他们最优行为取决于在所处环境中观察到了什么。当个体学习比较困

    难时，环境线索能够让50%以上的人做出正确的行为，让近一半的人做

    出错误的行为。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这一论断：自身经验才是最优的，他们只是在模仿周围人的行为。换句话说，在这个模型中，个体在本能

    上倾向于模仿他人行为，当然也会遵循自身经验所带来的启示，但这种

    动机必须足够强大，他们才能克制住模仿他人的倾向。如果像通常所假

    设的那样，与模仿相比，个体学习的成本更高，那么自然选择就会更青

    睐模仿。

    运用这种决策规则的群体所获得的平均收益会比完全依赖个体学习

    的群体获得的更多，而且在个体学习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差距还会

    进一步扩大。在这个模型中有两种错误来源。首先，个体在学习时如果

    依据的是相关环境状态中的部分信息，那么就会很容易出错。社会学习

    使个体拥有一定的选择权，要么依赖高质量的环境线索，要么模仿他

    人；采取模仿行为的人越多，个体学习所创造的信息质量就越高。其

    次，社会学习存在的问题是，如果环境发生变化，那么个体所模仿的某

    个行为可能会不再适应环境。这意味着，个体的模仿行为越多，群体在

    追踪环境变化方面就越不准确。因此，在个体学习非常困难，环境变化

    比较缓慢时，模仿将会带来最大的收益。

    这一结果表明：在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文化扮演着非常关键的

    角色。大家可以把“平均收益”看作“成功适应”的指标之一。这个模

    型说明了，当人们难以发现有益的创新时，文化在促进人类的环境适应

    性方面作用显著，然而人们一旦发现了有益的创新，这些创新便会长期

    有用。在我看来，在缓慢变化的环境中不断解决难题，正是人类进化的

    本质。个体很难弄明白大柄苹是有毒的，也很难搞清楚应该如何处理这

    种毒素。同时知晓这两方面知识的可能性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

    而，一旦发现了这些创新，它们便会长期有用。考古学研究表明，在澳

    大利亚，人们食用大柄苹的历史至少有3万年。[32]

    编织渔网、揉搓绳子、制作回力标和打火棒等行为，亦复如是。正是掌握了这些复杂的知

    识，扬德鲁万塔人才会认为库珀河流域是一片丰裕之地。就这些技能而

    言，掌握起来都很费力，而且其实用性也会随着人口迁移和气候变化而

    逐步降低。

    通过其他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上文中的模型只包含了两种

    没有关联的特性，但实际上，很多特性都会不断变化。例如弓弩的长

    度、宽度、弓面、箭头、反曲度等都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其实际效

    用。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假设特性的价值会不断变化，从而建立另一个

    模型。[33]

    在每一种环境中都有一个最优设计，也就是长度、宽度等的最

    优组合，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中的最优设计各不相同。在北美东部的森林

    中，圆形弓面的长弓效果最好；在西部，扁平面的弓效果更胜一筹。同

    样，个体拥有两种不同来源的信息：来自环境中的带有杂音的信息所提

    示的最优特性值；从长辈等榜样身上所学到的特性值。学习就是把这两

    种信息融合起来。

    据贝叶斯学习模型显示，最优标准即是两种信息的加权平均值，进

    化问题说到底就是这两种信息的权重问题。当环境信息中充满杂音，且

    环境变化速度较慢时，自然选择会赋予“他人行为”很高的权重，也就

    是说，进化的结果是，大部分个体的特性值与其模仿对象的平均值很接

    近。人们的学习主要以模仿为主，只有存在明确动机的情况下，才会做

    出实质性的改变。技术史专家已经清楚地证实了，逐步改进是如何变得

    多样化，如何改进工具和其他人工制品的。[34]

    新发现和新发明往往得自

    偶然，是不同技术传统要素的重新组合，而非天才的洞见，因为天才思

    考时能从问题一直想到答案。[35]

    模仿并没有那么盲目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假设模仿是盲目的。社会学习者观察长辈中某些个体的行为，然后计算出某种行为的支持者和不支持者分别有多

    少。换言之，社会学习者并不关心学习对象的个人特征，比如年龄、性

    别、声望，以及是否诚实，是否善于操控，等等。我做出这样的假设是

    为了让事情看上去简单些，但是从切身经验来看，这种假设是不现实

    的。[36]

    社会学习者会根据相关线索判定谁是最佳学习对象。确定榜样，意味着个体认定某些线索能够提高学习效率，而且无须理解榜样为何要

    那样做。现在来看看下面两个例子。[37]

    假设年轻的学习者可以观察到长者的成功。一位年轻女性在学习如

    何采集果实时会留意哪位女性带回来的根茎最多，谁的劳累程度最低，谁的速度最快，谁是其他妇女最羡慕的对象，等等。这样一来，模仿成

    功者的倾向就会被这些与采集果实相关的特性得以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即便模仿者并不清楚背后的因果关系。在可比较的特性范围较狭窄时，这一点会表现得尤为明显。你观察到姑姑善于挖掘根茎，注意到她的挖

    掘工具又细又长，且由较硬的木头制成。于是，你模仿她的行为，开始

    利用这三个特性，即便只有工具的长度真正与成功有关。随着时间的推

    移，长度和效率之间的关联性有了越来越多的可信数据做支撑，在这种

    情况下，非随机的模仿就会变成优秀的策略。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是很有

    用的，它可以帮助个体排除不相关的特性，比如手柄上的装饰等，而且

    这种理解并不需要特别精准。复制不相关的特性，比如厚度或者装饰，将让这一过程变得杂乱。

    社会学习者还必须避免受到学习对象的欺骗。许多特性都具有欺骗

    性。一个男人如果每天都在用弓箭射猴子，很有可能觉得弓箭比吹箭筒

    更好用。人类的社会学习心理机制很有可能是由自然选择缔造的，所以

    才会关注这些“能增进可信度的行为展示”。[38]

    请注意，这些关于社会学习心理机制的分析是建立在进化推理基础

    之上的。人们应该向那些德高望重、言行一致之人学习，因为这样的行

    为曾为他们带来了收益。在过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假设与其他类似推理所得出的论断是正确的。[39]

    难以理解的因果关系

    青少年总想说服父母让自己做一些其他孩子正在做的事。如果他们

    的父母如我一般，那么这些孩子可能会得到一个令人崩溃的反

    应：“哦，如果有人从桥上跳下去，那么你也会照做？”很难相信，人

    类的技术成就来自这样一个过程。难道人们不需要调整技巧以应对各种

    意外？在传统文化中，制作弓箭的技巧和桑橙木的特性有关。每一块木

    材都是不一样的：大小不一、密度各异、有无枝节等。为了制作出一张

    标准的弓，匠人们必须适应这些差异。难道不需要理解弓箭制作的基本

    原理吗？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直觉反应，但我觉得这种反应是错误的。很多动

    物都能制造出复杂的东西，而且是在对自身所从事的活动无甚理解的情

    况下。鸟巢、蜘蛛网、白蚁丘，以及河狸坝，这些由动物制造出来的事

    物早已为人熟知。倘若浏览一下动物学方面的文献，你还会发现一长串

    不那么熟悉的“动物制造”。[40]

    这些事物大都设计精巧、技术精湛，想

    一想织巢鸟织造的巢穴就知道了。

    虽然这些巢穴都织造得十分精巧，但无论是观察结果还是实验研究

    都证实，巢穴的织造过程并非基于对因果关系的理解。相反，它更接近

    这样一种算法：将重复的、简单的模式化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合起

    来，一步步筑起巢穴。[41]

    首先，鸟儿会织出一个圆环，以便在织造孵卵

    室时在上面休息；然后，它会织造一个入口，如图1-6。织造算法的进

    化使个体鸟儿能够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可获得的材料，以及鸟巢所在

    树枝的形状。图1-6 图A为织巢鸟中的乡村织巢鸟织造巢穴的步骤。这种鸟儿会先将绿草茎连接在一起，织出一个悬挂在树枝上的圆环，然后将更多的草茎连接起以填补圆环，接着在既有的圆环结

    构上不断编入更多的草茎，将圆环扩展成一个巢穴。图B显示的是乡村织巢鸟的鸟巢内部结

    构，以及织造方法。

    From Collias Collias, 1964.

    白蚁、漏斗蜂、蜘蛛之类的无脊椎动物，虽然能够制造出非常复杂

    且功能完备的事物，却没有相应的神经机制来构思所制造事物的最终样

    式。[42]

    事实上，甚至有些没有神经系统的生物也能制造出复杂的事物，如图1-7所示，单细胞变形虫冠砂壳虫(difflugia corona)也能建

    造“房屋”。动物们在制造事物时还会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为了调节温度，澳大利亚北部的磁性白蚁会将蚁墩大体建造为扁平

    状，以及南北朝向(如图1-8)，不过具体朝向会根据风向和遮挡物的

    位置发生变化。[43]

    数百万白蚁在漆黑的地下协同工作，依靠简单的算

    法，根据不同的条件对白蚁墩的建造做出调整。

    图1-7 单细胞变形虫冠砂壳虫建造的“房屋”。直径约为0.15毫米，由细小的沙子黏合而

    成。在变形虫分裂繁殖时，其后代中的雌性细胞将会继承这个“房屋”，另一个细胞则会建

    造一个新的“房屋”。冠砂壳虫分布甚广，其不少亚类也都会建造类似“房屋”，但“样

    式”略有不同，因为要适应当地的环境。

    From Hansell, 2005.图1-8 澳大利亚北部的磁性白蚁墩呈扁平状，其长轴通常为南北朝向，不过准确的朝向取决

    于风向和遮挡物的位置。

    Photo by Neil Liddle.

    当然，如果环境变化超出了进化算法所能涵盖的范围，那么运算就

    会出现极大的错误。漏斗蜂的筑巢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44]

    这些蜂会在

    倾斜的河岸地表之下筑造蜂巢，并在巢中孵化幼蜂。通往蜂巢地道的入

    口呈倒漏斗型，然后是一条长长的通往主巢的地道。地道的长度必须适

    中，这样才不会露出地面。漏斗蜂在“运算”时依据的是筑造时间，在

    筑造地道一段时间后，开始筑造漏斗。在实验中，我们抬高了地面，但

    漏斗蜂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便漏斗露出了地面也不知道。在这种情

    况下，胡蜂一类的寄生蜂就可以轻松地进入漏斗蜂的巢穴，并将卵寄生

    在里面。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类与人造物品。就房屋和弓箭这类复杂的人

    造物品而言，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是比较难理解的。要想达到理想的制造

    效果，个体就需要与多种因素进行复杂的交互。因此，模仿他人的做法

    往往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即便不理解他人为什么要那么做。不过，如果

    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违背了相应的因果关系，模仿也会带来不良后

    果。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模仿都会带来比较好的效果。

    文化的进化速度比基因更快

    啮齿目动物几乎能适应任何类型的栖息环境，其“成功”靠的是最

    常见的基因进化和个体学习的结合。与人类相比，文化适应性在这类物

    种身上表现得微乎其微。选择食物、处理毒素、避开捕食者，以及建造

    像水獭坝那样的事物，这一切足以与几千年前的任何一个人造事物相媲

    美。最大的不同是啮齿类动物有2 200个亚类，而人类没有亚种。这里

    的观点是：人类可以适应多种环境，而其他动物却不行，因为与基因进化相比，在积累适应性知识方面，文化进化的速度更快。人类在进入新

    的环境后，只需几个世纪，而非上万年，就能掌握在当地生存所必需的

    知识和工具，并建立起社会秩序。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吗？文化进化真的比基因进化更快？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文化变迁的速度是惊人的。我父亲是在纽约北部地区长大

    的，在他小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电话、汽车和电灯；而现在，他的孙辈

    们却能够轻松地使用着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或者坐飞机跨越大洲大洋。

    这种惊人的变化是过去1 000年间技术变革呈指数级发展的必然结

    果。[45]

    对于像人类这种寿命较长的物种而言，文化上的变化比基因上的

    变化快得不是一点点。

    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同事——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

    (Charles Perreault)的一篇文章有力地证明了，很长一段时间以

    来，文化进化的速度比基因进化的速度快得多。[46]

    佩罗的灵感来自生物

    学家菲利普·金里奇(Philip Gingrich)的一篇经典文献，[47]

    在那篇

    文献中，金里奇收集了大量古生物学方面的数据，并对古生物随着时间

    推移所表现出来的形态上的进化进行了测算。在金里奇的数据集中，每

    个点都代表着：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上，同一种生物在某些形态上的变

    化，比如股骨长度的变化。然后，金里奇计算出两次测量之间的变化百

    分比，并除以时间差。

    佩罗从考古记录中收集了573个样本，主要是一些生活在全新世时

    期的北美地区，采集社会与农牧社会相融合的种群。每一地点都有一些

    人造物品，比如陶盆。通过对陶盆直径进行测量和对比，他发现这些人

    造物品属于同一个考古遗址在不同时期的产物。佩罗将测量到的人造物

    品的变化速度与金里奇样本中的古生物的变化速度进行了对比。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陶盆、墙壁和房屋等事物的变化速度是下颚骨、臼

    齿和股骨等生理构造变化速度的50倍左右。他还进一步验证了金里奇的

    发现，变化速度与测量时长呈负相关。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比较可信的结论：文化进化的速度确实要比基因进化的速度快很多(图1-

    9)。

    图1-9 在化石记录中，基因遗传的形态特性在每一代的变化百分比，如黑色圆圈所示；在考

    古记录中，文化传承特性在每一代的变化百分比，如灰色方块所示，除以变化时长所得到的

    结果。图中的实线代表多变量协方差分析(Multivaviate Analysis of Covariance)(3)中

    的最优匹配程度。在这两种情况下，时间间隔增长，变化速度放缓，而每一代的斜率基本都

    是相同的。两条实线之间的距离代表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的速度

    差异。文化进化的速度比基因进化的速度快50倍左右。

    From Perreault, 2012.

    为什么人类的适应能力如此强大

    我常常在想，既然累积性的文化适应是一种如此强大的工具，那为

    什么只在进化过程中出现一次？这是个谜。不仅如此，在生命的发展史

    上，很多重大的创新也只出现一次。光合作用产生了大量的能量，释放

    出了大量的氧气，从而造就了这个世界的生态系统。真核细胞生物、具

    有大型复杂细胞的有机体，以及其他一些新品种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所

    有寿命较长的大型生物的进化成为可能，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

    彩。横纹肌纤维可以帮助大型动物快速移动，从而使捕食者及其猎物都

    能不断得以进化。这些在进化过程中都只出现过一次。[48]

    英国生物化学家尼克·莱恩(Nick Lane)在其杰作《生命的跃升》(Life Ascending)中指出，这些创新之所以只会在进化中出现一

    次，是因为每一种创新既是偶然的产物，也是必然的产物。[49]

    一些小概

    率情况下才会出现的环境条件使创新得以进化，这是创新的偶然性；而

    创新的优势使其能够被广泛传播，则是创新的必然性。

    光合作用就是一个极佳的例证。蓝藻、水藻等植物都可以进行两种

    不同的光合作用，一种是利用强氧化剂从水中提取电子，制造出腺嘌呤

    核苷三磷酸(ATP)；另一种是利用强还原剂将二氧化碳还原，生成糖

    和其他复杂的有机分子。其他细菌只能进行一种光合作用，有的采用第

    一种方式从阳光中获取能量，有的采用第二种方式从分子中获取电子，并结合二氧化碳生成更复杂的有机化合物。这两种系统是如何神奇地关

    联到一起的呢？按照莱恩的观点，这需要一种特殊的环境，在该环境

    中，紫外线辐射的强度极高，并存在大量可溶解的锰。蓝藻的祖先用锰

    元素来保护自己免受紫外线辐射，但这会产生自由电子，从而给第一种

    光合作用带来麻烦。解决之道是利用第二种光合作用将多出来的电子都

    吸收掉。很偶然地，某个蓝藻的祖先拥有这两种系统，而这个巧妙的解

    决方案促进了蓝藻和水藻等植物的进化。

    那么，有哪些因素会让累积性的文化适应变为不可能呢？我们并不

    真的知道。或许存在这样几种可能：

    低精准度的社会学习。很多有机生命体都会通过大量的社会学习来

    延续不同的地方性传统，但是都未能表现出累积性的文化适应这个特

    点。例如，某些种群中的黑猩猩会使用石头砸开坚果，而其他一些种群

    中的黑猩猩则不会，但是在所有的黑猩猩种群中，都没有出现更好用的

    砸坚果工具。结合社会线索，实际情况更有可能是这样：虽然某些行为

    是在模仿其他猩猩，但是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这些行为都可以通过个体

    学习来掌握。[50]

    模型推导也证明了，累积性的文化适应对社会学习的精

    准度非常敏感。人类学家彼得·里克森和我一道提出了一种假设：通过

    观察来进行学习的能力，也就是真正的模仿能力，是文化积累的基本要素之一。[51]

    人们一度认为，真正的模仿是人类独有的能力。然而，生物

    学家安德鲁·怀滕(Andrew Whiten)及其合作者们通过巧妙的实验证

    明，黑猩猩也可以通过观察同类来学习新的行为，只是与人类相比，其

    学习精准度有所欠缺。[52]

    因此，在文化累积方面，高精准度的模仿是必

    不可少的。

    使用工具的潜力有限。其他灵长类动物在使用工具方面的潜力极其

    有限。有的灵长类动物会使用石头砸开坚果和贝壳，黑猩猩还会使用一

    些其他类型的工具，但不管怎样，它们使用工具的潜力很有限，因为是

    四足行走的动物，所以很难将工具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事实

    上，黑猩猩会在需要使用工具时就地取材，现场制作，用完就扔。显

    然，在制作工具这件事上，投入过多会导致得不偿失。

    合作程度较低。我们会在下一章中看到，人类的合作程度比任何哺

    乳类动物都要高。即便是在最小规模的人类社会中，也存在各种互惠网

    络，而且这种网络的规模可能是猿类互动网络规模的50倍。[53]

    基于多方

    面的原因，合作会促进文化传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精准的文化学

    习是需要教导的。归根结底，社会学习是一个推导的过程。人们并不是

    在单纯地模仿他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先观察他人的行为，再推导行为背

    后的观念。有时候这种推导很容易。如果我看到你正在吃东西，我可以

    确信，你认为这些东西没有毒。然而，许多类型的社会学习都会遭

    遇“框架问题”，也就是说，学习者需要先判断所看到的画面中，哪一

    部分才是值得学习的。假如我看到你在制作弓箭，而这一过程会涉及很

    多行为：你盘腿而坐，削尖箭头，选择好羽毛并粘在箭尾，同时嘴里反

    复哼唱着小曲。很难确定对于制作弓箭来说，哪些行为是必要的，哪些

    是不相关的。心理学家捷尔吉·盖尔盖伊(Gyorgy Gergely)和盖尔盖

    伊·奇布劳(Gergely Csibra)认为，除非被模仿者提供了一些线索，且足以让模仿者推断出其行为中哪些部分与需要归纳的知识有关，哪些

    部分无关，否则社会学习不可能非常准确。[54]教导是一种合作性行为，对学习者有益，但需要教导者付出成本。

    在实践中，只是向父母学习不算是进化上的奇迹，因为培养后代能够给

    父母带来基因上的“收益”。但是，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会从群体成员

    身上学到很多知识，而且只有人类表现出了这种非亲缘性的合作。

    口头指导常常会促进文化学习，因此文化学习离不开合作。例如，一项针对大学生的实验表明，在学习制作类似于250万年前的简陋的石

    器工具时，口头指导必不可少。[55]

    与那些接受了口头指导的大学生相

    比，那些只能依靠观察和模仿，或者只得到了一个参考物的大学生，任

    务都完成得很不好。

    语言本身就是一个谜。在大部分物种中，发出沟通性的信号必然需

    要消耗一定的成本以确保其真实性。比如狮子的咆哮和马鹿的鸣叫，要

    想发出这些信号，这些动物就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因此这些信号不可

    能是虚假信号。一头孱弱的狮子不可能发出可怕的咆哮，但是人类的语

    言却“可以低成本交谈”，因此也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我可能会告诉别

    人，我在外出打猎时遇上了一头狮子，而且差点杀死它，然而实际情况

    可能是我躲在灌木丛中瑟瑟发抖。双向的监督和惩罚可以控制欺骗，但

    这要求个体之间存在合作。[56]

    在如今仅存的那些狩猎-采集部落中，说

    同种语言的人大约为1 000人，没有别的脊椎动物能与非亲缘同类达成

    如此大规模的合作。

    学习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些使累积性

    文化学习成为可能的心理能力或许最初并不具有适应性；直到后来，当

    它们广泛存在于在人群中时，才具有了适应性。[57]

    我们假设，对于累积

    性的文化进化来说，新的认知机制是必要条件。比如，很多学者都认

    为，精准的文化学习需要人类能够对他人的信念进行思维上的表达，而

    这种能力被称为“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例如，我看到了一条蛇，同时灌木丛挡住了你的视线，所以你看不

    到蛇。我如果不懂这种心理理论，就不会意识到你并不知道那里有一条蛇，因此，当你径直走向那条蛇时，我会错误地以为你认为这条蛇无

    毒；我如果了解这种心理理论，便会意识到你没有看到那条蛇，因此会

    知道，你的行为基础并不是“蛇是否有危险”这一认知判断。倘若这种

    推理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文化进化而言，心理理论就是必不可少的。

    黑猩猩似乎对同类的所见、所闻和所想都有一定的了解，但其心智

    能力不如人类这么强大。假设远古人类的心智能力与黑猩猩差不多，在

    这种情况下，极少数心智能力超常的个体可能并不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

    睐，因为整个群体并不具有累积“地方适应性知识”所必需的认知机

    制。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心智能力可能就与其他一些因素有

    关，比如马基雅维利式的操控他人的需要(4)。这种能力一旦出现，累积

    性的文化传播就会开始。

    过往的“文化幽灵”

    我在这里对文化进化所做的阐述，假设了历史会对文化适应产生影

    响，就像影响基因适应一样。达尔文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由衷地崇拜威廉

    ·佩利(William Paley)神父，并十分迷恋其著作《自然神论》

    (Natural Theology)。在这本书中，佩利热情地歌颂着自然界中的各

    类精妙设计，比如，极为详细地描述了眼睛的结构特点与视觉功能的关

    系。在佩利看来，眼睛和其他类似的复杂事物皆出自一位无所不知、无

    所不能的“设计师”之手。今人大多都不会相信这一观点，但在19世

    纪，这一观点流传甚广。这便带来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在维多利亚时

    代，许多人对适应性本身并无质疑，他们所质疑的是，在适应过程中产

    生的那些怪诞的“非优化设计”及其残留物。既然能够创造出眼睛这样

    的一流“光学仪器”，为什么“设计师”还会草率地拼凑出人类脊柱这

    类粗制滥造的东西？为什么蝙蝠的翼骨会更接近鼹鼠或儒艮的四肢，而

    非鸟儿的翅骨？当然，今天的人们自然知道，进化的基本过程是这样的：不断地在

    原有的基础上缓慢地改进，从而发展出新的适应能力。这便意味着，如

    今某一血统所青睐的特性类型取决于其生活在遥远过去的祖先的适应情

    况。蝙蝠的翼骨由手掌进化而来，而鸟类的翅骨进化自恐龙的前肢，这

    是很不一样的。人类的脊椎最初是为了适应四足行走而出现的，后来为

    了适应直立行走而被不断改进，最终成了现在的样子。这并非像你在一

    张白纸上作画那样随意，一下笔就是一块椎骨。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文化适应。因为文化适应是一个渐进的

    过程，所以有些行为变异可以用种群的历史来解释。在那些相对独立且

    存在时间很短的社会中，人们在行为和观念上的相似度非常高；在那些

    相对独立但存在时间很长的社会中，人们在行为和观念上的相似度则非

    常低。另外，对于相同的环境问题，不同的种群也会进化出不同的解决

    方法。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来自历史的影响有多重要。一方面，许

    多人认为，人类的智慧足以解释为何人们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各种环

    境。倘若真是如此，那么便可以确信，人类能够快速地适应新环境，过

    往的“文化幽灵”很快就会被征服。另一方面，如果你跟我一样，认为

    文化适应的累积需要经历千秋万代的话，那么显然，文化变迁势必要经

    历更长的时间，而且过往的“文化幽灵”则会不断地产生影响。

    很遗憾，我还没来得及着手整理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这项研究针

    对的是北美西部土著社群的文化变迁模式。该研究由我所在的人类起源

    研究所(Institute of Human Origins，IHO)的同事萨拉·马修和查

    尔斯·佩罗主持。[58]

    研究基于北美西部印第安部落的相关数据，该数据

    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家A. L.克罗伯(A. L.

    Kroeber)带领学生于20世纪初期收集。学生们被分派到北美西部的各

    地，对当地老人进行走访，以了解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当地人的生活状

    况。克罗伯非常明智地从不同种群中收集到了同类信息。这些资料包含

    了与172个种群的272种行为特质有关的信息，这些种群的生活范围非常

    广泛，覆盖了北美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些种群中，绝大部分部落都属于小规模社群，而且许多都还处于觅食经济阶段。这些被记录下来的

    行为特质包括：技术特征，比如是否会编制筐篮；生存之道，比如是否

    会种植玉米；反映社会组织形式的特质，比如是否存在母系氏族，以及

    一些仪式方面的特征，比如逝者是否会被埋葬；等等。

    在克罗伯去世之后，人类学家哈罗德·德赖弗(Harold Driver)

    及其学生约瑟夫·乔根森(Joseph Jorgensen)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

    理，并补充了每一部落所处环境的气候资料，以及100种以上的动植物

    的诞生与消亡资料。萨拉·马修和查尔斯·佩罗将这些行为学和生态学

    上的特征转换为457个二分类变量，同时还增加了一些资料，补充说明

    了不同部落之间在语言学和地理学方面的共通性。语言学方面的共通性

    代表的是共同的文化历史，而地理学方面的共通性则代表着文化特质的

    传播所带来的相邻部落之间的文化相似性。

    马修和佩罗利用这些资料比较了文化史与生态环境在文化特质的变

    化模式方面所起的不同作用，[59]

    并对不同时期文化特质的变化速率进行

    了考察。在图1-10中，他们将行为特征分成若干类别，并总结了文化史

    与生态环境的效应比值(ratios of the effects)。被用来做比较的

    指标是经过标准化检测的，因此当数值大于1个平均值时，文化史所解

    释的变异量远远超出生态环境所解释的变异量；而当数值小于1个平均

    值时，生态环境的作用更重要。可以看出，除生存特征之外，在各类行

    为特征上，文化史的作用都比生态环境重要得多；而在生存特征上，文

    化史和生态环境的作用不分伯仲。这意味着，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

    会编制篮子，一位女性是否属于某个母系氏族，某个部落是否会将逝者

    埋葬，那么知道他们所讲的语言要比知道其所居住的环境更为有用。令

    人惊奇的是，无论是语言还是生活，都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判断出一个

    人是否会种植玉米。过往的“文化幽灵”会对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

    影响。图1-10 条形表示的是在解释不同类型的特质时，文化史与生态环境的相对重要性。对每一

    种类型来说，条形代表的是相对重要性的数值范围。数值大于1，意味着文化史更重要；数值

    小于1，意味着生态环境更重要。每个条形中的垂直线表示的是该类特质的中值。条形代表的

    数学区间是第25到第75的百分位数，误差是四分位数间距的1.5倍。除了“生存特征”这一类

    型，在其他所有类型中，文化史对特性值的预测都要比生态环境更准确。

    因此，过往的“文化幽灵”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为了弄明白这一

    问题，马修和佩罗将高级语言分类作为预测变量，重新进行了分析。要

    理解这里所说的高级语言分类，可以联想一下英语及其相关语系。荷兰

    人和德国西北部的人们所讲的弗里斯兰语(Frislan)，与英语的关系

    最为密切。这两种语言都源自撒克逊语(Saxon)，而撒克逊语早在1

    000多年前就盛行于环北部海区。相应地，它们可以被划分到更高一级

    的类别中，也就是盎格鲁-弗里西语(Anglo-Frisian)，而这一语系的

    语言又同德语以及荷兰语的关系最为密切。德语和荷兰语又都源自一个

    更为古老的语言社区内所讲的语言。

    以上四种语言又都被归为更高级别的西日耳曼语(West

    Germanic)。西日耳曼语又同斯堪的纳维亚语(Scandinavian)融合，形成了日耳曼语。最终，日耳曼语又同其他一些欧洲语言，如罗曼语

    (Romance)、斯拉夫语(Balto-Slavic)、亚美尼亚语

    (Amninian)，以及包括波斯语(Farsi)和印地语(Hindi)在内的一

    部分印度-伊朗语(Indo-Iranian)一同被划分到了印欧语系的语门。印欧语系中的语言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源自大约7 000年前在

    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盛行的一种古老语言。高级类别对于行为

    的预测能力远弱于低级类别，因为语言的高级类别所涉及的文化联系通

    常都比较深远。这正是马修和佩罗所发现的研究结果，如图1-11所示。

    图1-11 在解释使用不同层级语言的人群的行为变化时，文化史所起的重要作用。最低级的

    类型是个体语言，最高级的是语门。预测能力下降得最明显的是第二级和第四级的语言。这

    些语言大体上相当于印欧语系中的罗曼语和日耳曼语。这意味着文化史的变化是以千年为时

    间刻度的。

    Redrawn from Mathew Perreault, 2015.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级与第三级之间、第三级与第四级之

    间，预测能力皆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些语言都属于萨利希语

    (Salishan)和瓦卡希语(Wakashan)之类的语系，大体上相当于印欧

    语系里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例如，人们会认为，各类萨利希语都源自

    同一种古老的语言，这种语言出现的时间在1 000年以上。这就意味

    着，即便知道某人的祖先在千年之前所讲的语言，也很难以此来了解他

    今天的行为特征。

    这一研究的结果与大量文化系统发生学(cultural

    phylogenetics)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文

    化系统发生学非常盛行，它旨在对传统滑雪之类的具体技术特征[60]

    ，以及诸如政治等级[61]

    、婚姻制度和生育行为等社会特征的发展历史进行重

    构。[62]

    该研究表明，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在语言上存在密切关系的种

    群，在其他方面也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文化史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

    人口规模与文化适应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证明，人类的适应性是基于缓慢的文化累积的。

    假设其他生物都和人类一样，与那些个体数量较少且与世隔绝的种群相

    比，个体数量多的种群拥有更多样且更复杂的工具。这一假设可以用两

    种不同的观点来进行解释。

    第一种观点是：接受新变异的个体数量会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

    响。[63]

    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些新变异的创造者没有被他人模仿，那么新

    变异就有可能会随机遗失。例如，在一位聪慧的妇女不幸意外死亡之

    后，她所拥有的食物烹制知识就有可能随之遗失。小规模部落中的这种

    由“文化漂移”(cultral drift)所致的新变异遗失，在概率上往往

    会高于大规模部落，因为在小规模部落中随机遗失更有可能发生。

    第二种观点是：社会学习常会遭遇一些错误，而这些错误会弱化那

    些复杂的适应性特质所起的作用，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达不到其“老

    师”的水平。个体拥有选择性学习的能力，会向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学

    习，而这种能力可以防止文化遗失现象的发生。如果有极不寻常的“学

    生”超越了其“老师”，那么累积性的文化适应就出现了。约瑟夫·亨

    里奇将这一过程比喻为：跑步机上的跑步者需要保持好姿势。[64]

    大规模

    群体中的学习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专家，因此他们的能力也更有可能

    获得提升。

    在上述两种过程中，遗失的文化适应的多样性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

    的接触而得到补充，进而产生更高水平的变异，以及出现更具适应性的特质。[65]

    我和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人类学家米

    歇尔·克兰(Michelle Kline)做了一项研究：人口规模和人际接触对

    大洋洲岛屿种群的海洋觅食工具包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复杂程度。[66]

    这

    些工具包主要包括渔网、鱼叉和鱼钩等。我们之所以选择岛屿种群进行

    研究，是因为其拥有明确的地理边界，也就能对人口规模和接触频率做

    出比较准确的评估。在调查中，各种群所使用的海洋生态系统都非常相

    似，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生态多样性的影响。这些种群还拥有共同的

    文化传统，这就减少了对文化史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具的总

    类型数以及每一类工具的复杂程度，都与人口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个体间存在更多交往的社会，要比那些个体交往少的社会拥有更多

    更复杂的工具。见图1-12。我们还考察了其他一系列预测变量，但那些

    变量都无法对各岛屿社会的变异量做出解释。

    图1-12 左图表示的是，不同的太平洋岛屿社会所拥有的海洋捕捞工具的数量与人群规模的

    比值。右图表示的是，每件工具所包含的技术单元数量与人口规模的函数关系。技术单元数

    量可以被看作技术复杂性的粗略指标之一。所使用的是对数刻度，因为文化漂移模型和文化

    跑步机模型都认为，在人口规模和文化复杂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凹形关系。所使用的数据来

    自“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世界文化数据库(World

    Cultures)中的人种志电子信息。数据库的编码者对海洋捕捞工具的数量和技术复杂性的平

    均值进行了估算。对“较低程度接触”与“较高程度接触”的认定，主要依据“人类关系区

    域档案”中的数据编码。我们的研究对象包括了所有的大洋洲群体社会，因为采用了多重编

    码的形式，所以这些人并不知道这个需要被验证的假设。

    From Kline Boyd, 2008.社会学习是否会促进复杂行为的累积性进化

    我们还可以用模拟实验来对“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模型进行验证。

    我曾试图向一位生物学家朋友描述我在这方面的研究，但他立即问

    道：“是什么物种？”这里出现了误解，我所说的“实验室文化”并非

    是指在实验室器皿中培育出来的文化，而是指实验者在社会中进行传播

    的文化。某个人一旦学会了某件事情，就会成为群体中一个新的信息来

    源，继而该群体也会成为其他群体的信息来源。利用这类实验可以系统

    地记录下，在规模较小的群体中信息是如何传播的。

    我与人类起源研究所的同事马克西姆·德雷(Maxime Derex)使用

    下面这个方法检验了：社会学习是否会促进复杂行为的累积性进化。[67]

    在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创造出类似于图1-13C所示的图腾柱，并将因

    此而获得报酬。一开始，参与者被允许使用6个最基本的材料，如图1-

    13A所示，并可以通过专门的小组研讨会将这些基本材料合成为高级材

    料，最终制成复杂的工具，比如斧子或绳子，如图1-13B。参与者可以

    利用这些工具来砍树、制作圆木，以及制作图腾柱，如图1-13C。另一

    些高水平的创新，比如雕刻工具或者颜料，可以用来美化图腾柱，从而

    提升其价值。参与者的分数主要取决于其发明数目，以及所制作的最好

    的图腾柱的价值。在图1-13C中，左边的图腾柱需要22项发明，可获得

    920分；右边的图腾柱需要54项发明，可获得6 526分。图1-13 实验中所采用的计算机任务的屏幕截图。

    From Derex Boyd, 2015.

    为了对比个体学习和社会学习的效果，我们改变了实验参与者的可

    用信息。在个体学习处理组中，参与者只能获得与自己的发明有关的信

    息，而后我们将这种条件下的结果，与另外几种社会学习条件下的结果

    进行了比较。在部分信息处理条件下，每个参与者可以看到其他5个参

    与者的发明，但无法看到这些发明的产生过程。例如，一个人了解到另

    一个人发明了斧子，但并不了解制作斧子所需的较低级别的发明，以及

    这些发明的组合方式。在完整信息处理条件下，每个参与者都可以看到

    其他人的发明，以及发明的产生过程。

    该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信息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解决复杂问题的

    能力，同时其属性也是非常关键的，如图1-14。完整信息处理组中的大

    部分参与者的得分，都高于个体学习条件下表现最佳者的得分。部分信

    息处理组中的参与者所获得的中间分数(intermediate score)表明，通过个体学习是可以制造出某种特定工具的。当然，该实验无法说明个

    体学习者是如何制造这种工具的。图1-14 条块分别表示个体学习组、部分信息组、全部信息组的平均分，误差条表示标准误

    差，短线表示个体学习组的最高分，该值小于完全信息组的平均分。

    From Derex Boyd, 2015.

    文化的适应性

    希望你们已经相信，人类拥有向他人学习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可

    以确保人类群体拥有超强的、针对局部环境的文化适应性。即便是在最

    简单的狩猎-采集社会中，适应环境所需要的工具和知识也是相当复杂

    的，单靠个人学习不可能全部掌握。

    然而，一些读者可能会想：“人们应该不会从适应主义的视角去看

    待那些无足轻重之事吧？”每年都会有登山队向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尽管他们知道，平均每20人就可能会有1人无法生还。博士生们为了获

    得博士学位会推迟生育计划，而后又会为了获得终身职位进一步推迟生

    育时间，尽管他们知道，获得相应职位的机会非常渺茫。人们会对人口

    数量以百万计的种族产生认同，还会青睐圈内人而排斥圈外人。类似的

    行为数不胜数。像老鼠和狒狒这样的动物压根不会考虑文化问题，也根

    本不会表现出上述行为；其行事原则就是看实不实用。而人类虽然拥有

    发达的大脑和强大的推理能力，却会干出许许多多的蠢事，这对人类的

    繁衍生息是极为不利的。

    以列达·克斯米兹(Leda Cosmides)和约翰·图比为代表的研究者们从进化的角度研究心理学，并提出了一种见解。在他们看来，人类

    的各种奇怪行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当今时代的脑袋，石器

    时代的心智”。[68]

    这些研究者认为，人类的行为源自一种进化的心理状

    态，这种心理状态会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影响选择性行为，比如如何择

    偶、是否重视社会伙伴、如何看待工具等。这种心态背后涉及的心理机

    制可以帮助我们对特定的环境线索做出有效的反应。例如，对异性的潜

    在吸引力会受到年龄的影响。

    这些反应所适应的环境正是其进化时所处的环境，一般认为是中更

    新世到晚更新世时期的狩猎-采集社会。当时，人类的活动范围较小，只拥有简单的技术，社会关系也仅限于面对面的交往。粮食的生产，尤

    其是畜牧业和农业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环境，而这种环境阻断了线索与

    结果之间的关联，因此，这种进化而来的心理状态导致了现代人行为上

    的非适应性。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自然选择更青睐建立

    在亲缘关系上的大规模合作。人类当前的大规模合作都是建立在相对独

    立的个体基础之上的，这与其他哺乳类动物完全不同。一般的解释是，这种奇特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进化自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小规模社会。

    我对文化进化所做的描述，提供了关于人类行为独特性的解释。文

    化适应性总是伴随着一种内生性的权衡，有助于人们获得复杂的、难以

    习得的环境适应能力，这种能力单靠个体学习是无法掌握的。但是，只

    有当个体愿意接受周围人的行为时，这种文化适应性才会起作用，也就

    是使他人的行为和自身的经验相冲突。这种模仿他人行为的倾向有助于

    个体获得任何一种大众化行为，只要这种行为与个体自身的判断不存在

    明显的冲突。这就意味着，如果存在一些认知过程或者社会化过程，能

    使一些非适应性的观念为人所知并被人接受，那么这些非适应性的观念

    就能得以传播。[69]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自然选择造就了人类的心理机制，确保人们做

    出适应性的行为反应。这又意味着，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应该能让人们成为思想市场上“谨慎的购买者”。那些与人类大脑的进化环境相匹配

    的观念，我们都应该接受。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总体来讲，这也是文化

    进化之所以能推动适应性行为进化的主要原因。

    然而，学习机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偏好适应性行为。这种大体

    有用的学习机制所导致的结果，有时候完全不同于以适应性为基础所做

    出的预测。例如，细微的认知偏差对人类个体所做决策的影响微乎其

    微，但是经由文化传播，在代际间被不断重复后，这种影响将变得异常

    巨大。

    关于文化学习的实验验证了这一点。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认知科学家汤姆·格里菲思(Tom Griffiths)及其合作者在实验中向

    参与者呈现了50对数字，然后要求他们寻找数值x与y之间的关系和规

    律。例如，我向你呈现以下数对：2和4、5和10、33和66，你会推断出

    y=2x。在其中一个实验中，x-y数对是从抛物线上选取的，如图1-15所

    示。格里菲思及其合作者用第一位参与者的习得性行为来训练第二位参

    与者，再用第二位参与者的习得性行为来训练第三位参与者，以此类

    推。心理学家将这种结构称作“传动链”。该实验的结果见图1-16。[70]

    图1-15 黑点表示格里菲思及其同事所做实验中的x-y训练集。在看过训练集之后，要求一次

    只看一对x-y；实验人员会给参与者15个x值，让他们依据训练集中的规律推算出15个y值。灰

    点表示参与者的实验结果。这是个比较困难的实验任务，但是实验结果并没有明显的偏差。

    From Beppu Griffiths, 2009.

    如图1-16所示，最后的结果与最初的抛物线大相径庭。这表明，刚开始x和y的关系并不重要。通常，传动链会在最后呈现出正向的线性关

    系，因为人们都有细微的认知偏差，也就是倾向于将两个数字的关系看

    作线性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我的例子很简单。在实验室之外，即使是非常细微的认知偏差也可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影响。不少研究者

    认为，超自然的观念就是在类似的过程中出现的。因为人们会有认知偏

    差，总是倾向于接受那些基于主体行为的解释，因此在经过重复的文化

    传递之后，细微的偏差被放大了，最终导致“鬼神”和“黑色魔法”等

    迷信思想的出现。[71]

    图1-16 格里菲思及其同事所进行的传动链研究结果。在第一个实验中，即最右图所示，黑

    点代表实验人员给出的数对关系。在后续的实验中，黑点则代表前一位参与者在其训练集中

    所给出的数对关系。灰点代表的是当前参与者所认为的数对关系。

    From Beppu Griffiths, 2009.

    具有适应性的社会学习的认知偏差，可能会给某些特定领域带来一

    些非适应性的结果。我们已经了解到，个人的成功间接证明了“模仿他

    人是有用的”，而且数据和理论研究均表明，人们倾向于模仿那些享有

    一定声望的个体，这也是人类社会学习心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72]

    然

    而，什么是成功？在不同的地方答案也不尽相同。比如，在一个地方，成功是参加战斗的勇气；而在另一个地方，成功是政治上的叱咤风云。

    这便意味着，自然选择没有为人们提供一种普适性的“名望心理”。人

    们必须到环境中去了解什么是声名显赫，而周围人如何获得声望无疑是

    一个有用的线索。

    对他人的学习对象进行模仿，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良好规则，不

    过有时候可能会带来过激的反馈过程，导致声望系统的标志性特征不断被夸大。[73]

    这可以用来解释非适应性声望系统的文化进化过程。在这种

    非适应性声望系统中，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爬上雪山顶峰，或者为了在

    《自然》杂志上面发表文章而放弃生育。去模仿那些可以提高公信力且

    能够为人所见的行为，实则是一种认知偏差，可能会导致令人意想不到

    的副作用。比如，一些信仰系统在传播中要求信奉者从事某些高代价的

    公共行为，譬如“发誓终身不婚”，或者笃信“虽然贫穷，依然炫

    耀”。

    文化适应性所造成的最令人惊讶、最违反直觉的负面影响莫过于，促使那些大规模群体中的毫无关系的成员形成某种代价高昂的合作性行

    为，比如战争。这类行为在其他哺乳类动物中是看不到的。人类这一物

    种之所以如此“卓绝不凡”，文化适应性“功不可没”。我将在第2章

    中就这一主题进行阐述。02

    人类的独特之处(二)：社会规范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用一支普通的

    铅笔说明了人类这一物种的超级合作性：

    请看这支铅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独立制造出这支

    铅笔。据我所知，制造这支铅笔所用的木材来自华盛顿州一棵

    被砍伐的树。砍伐这棵树需要一把锯子，制造锯子需要钢铁，而炼制钢铁则需要铁矿石。黑色的铅笔芯，虽然被称

    作“铅”，但实际上是一种被压缩的石墨。我不确定石墨来自

    哪里，可能开采自南美的一些矿山。红色的顶部是橡皮擦，里

    面的橡胶可能来自马来西亚。至于这个铜箍、黄色的油漆，以

    及画出黑色线条的颜料，还有把各部分黏合到一起的胶水，我

    完全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然而我知道，通过成千上万人的合

    作，才有了这支铅笔。[1]

    弗里德曼表现得并不是特别专业。制造铅笔所用的木材是来自加利

    福尼亚州的香杉树，笔芯由石墨和黏土混合而成，石墨大多来自中国和

    印度，金属环一般都是铝制的。[2]

    不过，这也正好印证他的核心观点：

    你不需要知道太多细节，因为神奇的市场力量能够解决所有的细节问

    题。

    这里颇具争议的一点是，市场到底有多神奇；而关于专业化分工，以及交换活动在现代人类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没有引起争议。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衣食住行，都依赖于一个复杂的、全球性

    的，充满专业化分工与交换活动的网络。

    从本质上来讲，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就是合作。[3]

    专业化分工提

    高了生产和服务的效率，而交换活动则可以实现利益共享。但是，交换活动也为投机取巧提供了机会。因为除了最简单的交换活动之外，大多

    数交换活动都存在滞后现象。你先生产产品，我随后再给你报酬，这就

    意味着，我总是有机会拿走你的产品而不给你报酬。这种情况往往会出

    现在契约难以执行的时候，同时处于经济学中的空白地带。在洛杉矶，一些不择手段的人力资源主管会在未签署协议的情况下使用劳动力，并

    在几周后将劳动力无偿辞退。[4]

    很多交易活动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卖方对产品的了解通常要比买方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买方充

    分信任卖方时，交易才能达成。

    在规模较小的社会中，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往往都很少。在游牧

    社会里，人们常常群居而生，每个群体的人数只有20到40人，即便如

    此，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深入调查发现，几乎在所

    有的觅食部落中都存在食物共享的现象。

    在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希拉德·卡普兰(Hillard

    Kaplan)和金·希尔(Kim Hill)等人对南美的两个觅食部落进行了调

    查。他们统计了不同年龄段的男女对日常生计所做的贡献。[5]

    研究结果

    如图2-1所示。年轻男性和老年男性的消费多于产出，而中年男性则会

    产出大量的剩余价值。年轻女性的消费也多于产出，而中年女性和老年

    女性则一般收支相抵。这些觅食部落的经济活动主要依赖于专业化分工

    和交换活动。中年男性主要负责生产食物，并为其他年龄段的成员和女

    性，尤其是处于育龄阶段的女性提供额外的食物。中年女性主要负责照

    料孩子、加工食物、制作手工艺品，以及其他基本任务。图2-1 图中所示当代的两个觅食部落：希维族(Hiwi)部落和阿齐族(Aché)部落中，两

    性所生产和消费的食物资源数量。纵坐标表示每日消耗的卡路里，横坐标表示年龄。左图是

    黑猩猩群体的数据。无论是雌性黑猩猩还是雄性黑猩猩，在断奶之后，生产的食物和消耗的

    卡路里几乎相等。而在人类群体中，中年男性会生产出更多的食物，并将这些食物分配给其

    他年龄段的成员和女性成员，因为这些人从事的是其他类型的生产活动。

    Redrawn from Kaplan et al., 2000.

    这种形式的食物分配和交换活动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并推动

    了人类生活方式的进化。人类个体的生长发育速度相当缓慢，同时生育

    间隔期又相当短，和其他物种完全不同。这就意味着，人类需要同时照

    料多个孩子，而猿类母亲则不用。卡普兰、希尔及其合作者们提供了令

    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为人类生活史拉开了序

    幕。

    不仅如此，在觅食社会中，人们还会交换各种各样的服务。根据希

    尔的描述，狩猎-采集者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够进行合作：

    在阿齐族的森林聚居地，觅食之外的合作包括：为他人清

    理营地；为他人取水；替人收集柴火；替人点燃或照料火堆；

    为他人烹煮或加工食物；建造一个与他人共享的营地；制造、修理或出借各种工具；帮他人梳头；帮他人驱赶蚊虫；帮他人

    照料婴儿或未成年子女；喂养他人子女；教导别人的孩子；关

    心生病的人；为他人搜集药用植物；聆听别人的问题并给出建议；陪伴独守营地或独自外出的人；应他人要求逗人开心，如

    唱歌、开玩笑、讲故事。[6]

    很少有别的哺乳类动物会显示出丝毫专业化分工或交换活动的迹

    象，尽管它们也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7]

    图2-1还描述了黑猩猩生产食物和消耗卡路里的情况。每只黑猩猩

    在断奶之后所消耗的卡路里和其产出是持平的。几乎不存在任何交换活

    动：每只成年的黑猩猩几乎只采集和加工自己的食物，而且每天晚上也

    只为自己搭建休息场地。尽管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肉类，但这只占其饮

    食的一小部分。[8]

    这类情况在哺乳类动物中是非常典型的。尽管哺乳类

    动物的合作养育方式已经进化过数次，但这种生活方式在诸如裸鼹鼠、缟獴、猫鼬、绢毛猴、绒猴、野狗、狼和海狸等物种中并不常见。[9]

    此

    外，许多进行合作养育的哺乳类动物的合作效率也没多大提升。处于支

    配地位的个体会压制被支配者的生育行为，被支配者别无选择，只能替

    支配者养育后代；就平均适应度而言，它们只能得到很少的回报，甚至

    得不到任何回报。

    除了哺乳类动物之外，在其他许多种类的动物群体中，也存在各种

    各样的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不过在讨论这些之前，不妨先来探究一

    下另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但鲜见于其他大多数哺乳类动物群体中

    的合作行为：公共产品的生产。

    这一切并不是靠你个人创建起来的

    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弗吉尼亚州的罗阿诺克市(Roanoke)

    发表了演讲《这一切并不是靠你个人创建起来的》(You Didn't Build

    That)。对于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观众而言，该演讲可谓大失人心。奥巴

    马似乎是受到了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网络上发表的一段轰动一时的即兴演讲的影响。[10]

    沃伦在演讲中这样说道：

    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能够仅凭一己之力便成为富人。绝

    对没有。你建了个工厂，这对你是有利的。但我想说明一下，你要把你的产品运到市场上去，而运输时驶过的公路是我们都

    付了钱的；你要雇用工人，而他们的教育费用也是我们支付

    的；你在工厂里很安全，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为警察局和消

    防队支付了报酬，你不必担心劫匪们会来抢夺工厂里的任何东

    西。

    沃伦指出了另一种关键的合作形式：公共产品的生产。虽然并不是

    每位成员都为公共产品的创造做出了贡献，但是诸如公路、教育、治

    安，以及集体防御体系之类的公共产品，为现代社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带

    来了极大的收益。众所周知，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人想投机取巧，不付

    出一分一毫就坐享其成。交通、教育、集体防御体系，以及税收和法律

    之类的公共产品都属于惩治犯罪、砺世磨钝的现代国家制度；而另一些

    公共产品，比如电台等，则并不具有强制性。现代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主要有赖于公共产品的生产。

    即便是在小规模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公共产品也发挥着重要作

    用。为了改善当地环境，觅食者会通过焚烧或其他方式来进行公共建

    设。他们会建造一些基本的公共设施，比如车道和鱼堰，还会参加战

    斗。这些公共产品的生产常要涉及成百上千人，所以平均每个人所做出

    的贡献并不算多。

    无论对于何种性质的人类社会而言，公共产品的生产都是至关重要

    的。这种现象在其他物种中很罕见。黑猩猩不会通过筑篱笆来隔离邻

    居；狒狒也没有形成共同育儿的合作行为，尽管这种合作可能对所有个

    体都有好处。在蜜蜂和蚂蚁的世界里，大规模的群体性合作会在创造公

    共产品的过程中得到进化，因为合作者之间存在亲缘关系。而人类的合作则完全不同。即便是在最简单的人类社会中，为了生产公共产品，毫

    无关系的群体成员也会进行合作。

    在这一章中，我将证明，人类社会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人们的

    行为会受到以文化形式传播的社会规范的调控。在某种文化环境中，人

    们会持有相同的是非观，这些观念会推动奖惩制度的形成，从而影响人

    们的行为。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过，文化适应意味着人们需要自愿接受

    周围人的观念。接下来将讨论，文化适应是如何激发出社会规范，以及

    如何促使人们生产公共产品的。在本章的最后，我还将证明，以文化形

    式传播的道德观念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对于其他动物来说专业化分

    工和交换活动同样不可或缺。

    小规模社会中的大规模公共产品生产

    在此，我准备多花一点儿的时间来讨论狩猎-采集部落中的大规模

    公共产品生产现象。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大规模合作是近代人类社会才

    出现的现象，而在更新世[11]

    的觅食社会中，合作规模尚小，而且受制于

    亲缘关系和互惠互利的动机。事实上，在觅食部落中随处可见大规模的

    合作行为。这一事实恰恰支持了相反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化

    适应一直在促使人们成为超级合作者。

    大多数觅食部落的人们都会从事各种旨在提高当地生产力的活动。

    他们普遍会利用烧荒来创造生产效率更高的植物群落。烧荒之后出现的

    植物大多是生长快速的物种，而且能承载更多的动物。[12]

    例如，澳大利

    亚西部玛杜(Mardu)部落的沙漠土著就会在冬季放火焚烧草原。

    人类学家丽贝卡·布里奇-伯德(Rebecca Bliege-Bird)及其合作

    者通过研究证明，烧荒能够为栖居地创造更高的狩猎回报，这些回报主

    要是巨蜥一类的小型猎物。[13]

    正如这些研究者所说，烧荒所带来的环境

    变化或许应归类为公共产品。参与烧荒的人会付出一些成本，但受益的却是所有人。不过，烧荒属于一种低成本的活动，因此其结果很可能

    是，参与者会获得相应的收益，且足以抵消其付出的成本。若真如此，那么这就不算是典型的公共产品了。

    当然，觅食部落的人们也会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投入巨大的人力物

    力。比如，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与科罗拉多河周边的印第安人，会在洪水

    季节过去后，在裸露的泥滩上撒播野草种子；[14]

    另一些部落的人会移植

    一些块茎植物或果树；巴拉圭的阿齐族人则会将树木砍掉，待数月后返

    回，从枯树干上捕获大量的甲虫幼虫。[15]

    或许最突出的例子来自朱利安

    ·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所研究的加利福尼亚州欧文斯山谷

    (Owens Valley)中的帕尤特(Paiute)部落。[16]

    他们在这个山谷中修

    建了导流坝和运河用以灌溉土地，促进水生作物的生长，以期收获更多

    可以作为食物的根茎植物。最大的灌溉区占地约10平方千米，其水源主

    要来自数千米长的运河。这样的建筑工程几乎需要所有当地人的通力合

    作。

    为了更好地进行狩猎活动，采集-狩猎者会建造一些大型工程。驱

    赶线(Drive Line)是一种类似于篱笆的工程，主要用以猎捕驯鹿、水

    牛、大角羊、叉角羚等动物。有了这种工程，人们就能非常轻松地捕猎

    了。在大盆地(Great Basin)地区，这种被广泛使用的捕猎方法至少

    已有3 000年的历史。

    在内华达州以北、莫诺莱克(Mono Lake)东部地区，有一种被称

    为“威士忌平地”(the Whisky Flat)的捕捉叉角羚的陷阱，无疑是

    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例子。[17]

    借助一个2.3千米长的“篱笆”，叉角羚

    被引入一个巨大的圆形围栏，而后被手持弓箭的狩猎者轻松捕获。这个

    围栏由5 000个左右的桧木桩组成。这意味着，许许多多的人得去砍

    树、挖木桩洞，以及收集和放置起支撑作用的石头。在大盆地地区，类

    似的驱赶线随处可见。平原印第安人修建了数千米长的驱赶线，将惊慌

    逃窜的水牛群引至悬崖边。[18]

    在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因纽特人普遍使用驱赶线来猎捕驯鹿。他们的很多驱赶线都绵延数千米，由石块搭建而

    成，因而被因纽特人称作“石头人”。[19]

    在公元1 000年以前，生活在

    这一地区的多塞特人(Dorset)就修建了比较短的漏斗形驱赶线，或许

    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弓箭，他们只能使用长矛更近距离地捕杀驯鹿。如图

    2-2所示。在阿尔伯塔(Alberta)和密歇根也发现了类似的石头驱赶

    线，而且在密歇根发现的驱赶线可以追溯到大约9 000年以前。[20]

    图2-2 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Nunavut)维多利亚岛上的驱赶线遗址(POD)。两条驱赶线呈

    漏斗状，可在秋天将驯鹿群引入一个两边皆是陷阱的狭窄空间。陷阱里布满了长矛，这种设

    计是用来保护狩猎者的。紧邻陷阱的是实心墙体，长度在17到40米之间。驱赶线由一块块石

    头修筑而成。

    From Brink, 2005; Friesen, 2013; image from Brink, 2005. Photo courtesy of Jack

    Brink.

    沿河或沿海一带的觅食者通常都会修建堤坝，也就是水中的障碍

    物，用来捕鱼。大大小小的鱼堰遍布世界各地的大江大河。图2-3显示

    的是20世纪前半叶，胡帕(Hupa)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修建的一个横

    跨米尔河(Mill Creek)的鲑鱼堰。这个堰是如何修建的？我们知之甚

    少。不过我们知道，大约在同一时期，尤罗克人(Yurok)在克拉马斯

    河(Klamath River)附近修建了一个类似的鱼堰。[21]

    人们将结实的木桩放置在河床上，而后筑起围栏，以拦截每年逆流而上的洄游鲑鱼。当

    鱼类强行通过鱼堰的狭窄通道时，人们就可以用渔网捕获大量的鱼。砍

    伐树木所需的人力在150人以上，修建鱼堰大约需要70人，然而令人惊

    讶的是，在使用了10天之后，整个鱼堰被完全拆除。大概是为了能让鲑

    鱼继续洄游，以维持与上游邻居的和平共处状态。

    图2-3 胡帕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修建的横跨米尔河的鲑鱼堰。

    From Swezey Heizer, 1977, 21. Copyright ? Phoebe A. Hearst Museum of Anthropology

    and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otograph by P.E. goddard

    (catalog no. 15-3301).

    群体间的冲突也会创造出重要的公共产品。很多现代战争就打破了

    参战双方之间的平衡，战败方会遭受大范围的掠夺和侵犯。在这样的战

    争中，成千上万的人面临着生命危险，而个体对战争的影响却微乎其

    微。英雄和懦夫同样都会体验到失败的悲伤和胜利的喜悦。这就意味

    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利己主义者会尽可能地避开战争。当然，在现代战争中，其他条件都是不一样的。为了激励士兵们投身战

    斗，现代国家还衍生出了极其复杂的制度。

    狩猎-采集社会的战争，或者说群体间的冲突，是否也能创造出公

    共产品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尚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战争规模的大

    小。如果战争规模非常小，那么可能每个个体都能对战争结果产生实质

    性的影响。例如，负责在领地边界巡逻的黑猩猩通常有5至15只，它们

    一般不会轻易地发动攻击，除非在数量上远远超出对手。对于个体而

    言，如果发生冲突的成本非常低，那么随着领地面积的扩大，每个参与

    者从战争中获得的益处就会超出其付出的成本。

    毫无疑问，狩猎-采集社会中也会出现群体间的冲突，而且死亡率

    通常很高。[22]

    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狩猎-采集者之间的冲突和黑猩

    猩之间的冲突是一样的，主要方式为伏击和突袭；冲突双方的人数都很

    少，且会尽量避免打响战争，除非其中一方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23]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狩猎-采集社会也存在大规模的战争，双方都会

    派出大量士兵参战，最终导致大量伤亡。[24]

    目前的民族志资料尚不足以

    平息这场争议。到了20世纪，居住在阿齐族和哈扎族(Hadza)这类采

    集部落周围的农牧民都很有实力，因而对这些部族来说，发动战争是无

    利可图的。

    在我看来，历史记载有力地证明了，采集社会中的人们有时候会发

    动大规模的战争，但参与者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最完整的数据来自澳

    大利亚。19世纪初，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生活在这块陆地上的人们一直

    处于采集社会时期。1803年，一个叫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y)

    的年轻人，因为接受了他人偷窃而来的衣物而受到了惩罚，被流放到澳

    大利亚某地。后来，他逃离了流放地，与澳大利亚土著瓦拉兰加人

    (Wallaranga)一起生活了35年。这段生活经历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暴力

    冲突，比如谋杀、小规模袭击，以及全员参与的大规模战役。[25]

    那次战

    役的参战人数多达300人，最终双方都伤亡惨重。一份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生活的专业论著证实了巴克利的描述：战争是非常普遍的，有时候规

    模巨大，死亡率极高，并会波及所有澳大利亚土著部落。[26]

    有关北美西

    部地区人们生活状况的历史描述也证明了冲突的普遍性。

    据语言学相关资料显示，努米克语(Numic)的使用者，比如帕尤

    特人和肖肖尼人(Shoshone)，在上一个千年里遍布整个大平原地区，不仅会和大平原周边的其他群体接触，还常常发起大规模的步兵战

    斗。[27]

    再后来，其中一个部落——科曼切(Comanche)获得了马匹，并

    对相邻部落发动了大规模的骑兵突袭。最终，科曼切部落实现了霸权，领地范围从科罗拉多中部一直延伸到里奥格兰德(Rio Grande)。[28]

    考

    古学也证明，在白人移民进驻之前，大平原地区的战争是非常普遍

    的。[29]

    在西部地区，使用伊努皮克语系(Inupiaq)中不同语言的各个

    部落，也时常会发动大规模战争。[30]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印第安部落中，尤其是在东南部沙漠地区以及沿海地区的部落中，战争是很常见的。[31]

    当然，小规模突袭也是很常见的。

    此外，还有许多关于大规模冲突的报道，冲突双方的参与者均在数

    百名以上。在定居型的狩猎-采集部落中，比如新几内亚(New

    Cuinea)低地的采集西米的部落，和北美西北部沿海地区的捕捉大马哈

    鱼的部落，也常会发生数百人参与的战斗。人类学家A. L.克罗伯曾描

    述过加利福尼亚州西北部地区尤罗克人和胡帕人之间的一场战斗。在这

    场战斗中，约有100名尤罗克人对胡帕人发动了突袭。大概一年之后，为了复仇，100名左右的胡帕人向尤罗克人发动了突袭。[32]

    我认为，关于狩猎-采集社会中的战争，历史材料证明了如下三个

    结论：

    1. 在觅食部落中，暴力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大部分的群体间冲突

    都以小规模突袭和伏击的形式发生。不过，在许多狩猎-采集

    社会中，也会发生双方参战者均达到数百名的战斗。2. 在大规模的部落中，战斗规模往往受限于物资的补给，而非集

    体行动能力。在加拿大第一长河马更些河(Mackenzie

    River)三角洲西部的因纽特部落中，大规模的冲突时有发

    生；但在远东地区中部的因纽特人部落中，冲突却很少发生，而这些部落使用的都是因纽特语，且有许多共通的文化习俗。

    在西部，大规模的战斗更常发生，因为那里的人口密度更

    高。[33]

    3. 大规模的战斗还会发生在使用不同语系语言的种族成员之间。

    如果游牧社会的觅食部落与现代社会的觅食部落规模相当，那

    么参与大规模战斗的成员必然会来自多个团队。据大部分资料

    显示，这些团队皆属于同一部落，而他们的对手则来自其他部

    落。但是，对于这种结论，需要慎重对待，因为一些欧洲人会

    从“民族-国家”战争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所以有可能会存在

    偏见。

    非亲缘性合作的人类

    我们已经了解到，人类的合作方式在其他脊椎动物身上是看不到

    的。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都有赖于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以及公共产品的生产。例如，在过去的数千年间，游牧社会在这方面很

    可能与现代人类社会颇为相似。我们很少看到其他脊椎动物采用与人类

    合作类似的方式。不过，许多无脊椎动物，尤其是蚂蚁、蜜蜂、蜘蛛、白蚁等社会性动物，以及许多微生物，是会进行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活动

    的，也会生产公共产品。在许多蚁群中，只有一少部分蚂蚁负责繁衍后

    代，其余大部分都属于工蚁或蚁兵，负责建造复杂的共同居住的巢穴。

    一些蚁群甚至还会培育真菌菌圃。诸如黏菌这类微生物也能进行大规模

    的合作。实际上，你可以将多细胞生物看作高度合作的细胞群体。在不

    同的机体组织中，细胞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如吸收营养、安全防御和繁衍生息等。

    在单细胞生物中，许多支系已经进化出了专业化分工与交换活动，栖息范围也有了很大扩展，这是生态学意义上惊人的成功。当来自不同

    分支的单细胞生物进化出专业化分工与交换活动时，多细胞有机体就出

    现了，其后代会占据非常大的细分生态位。这就好比群居性昆虫的食物

    占据了非常大的细分生态位，使昆虫既可以食肉又可以食草。这再次证

    明，无论在何种环境中，合作都能带来收益。此外，群居性昆虫会在许

    多领域进行合作。例如，蚂蚁会共同养育下一代；合作搭桥；共同守卫

    栖居地；合作管理交通，不同类型的成员各司其职。[34]

    一些人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合作性，是因为人类这一物种极具智

    慧。但现有证据表明，大脑尺寸并不是合作的必要条件。[35]

    狼群和非洲

    野狗也会合作猎捕并分享食物，但其大脑比人类的，甚至比猿类的大脑

    都小得多。其他懂得合作养育的哺乳类动物的大脑甚至更小。虽然群体

    规模与脑的大小呈正相关关系，但是许多群体规模较大的物种并不是特

    别具有合作性。诸如乌鸦、松鸦、喜鹊、渡鸦等鸦科动物的大脑尺寸与

    其合作水平并无关联。[36]

    其他群居昆虫，以及无脊椎动物以极其有限的

    认知能力在庞大的群体中实现复杂的合作。它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进行

    协作；不聪明但能够解决合作中的“搭便车”问题。

    它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其合作建立在亲缘关系之上。

    许多进化生物学家都认为，可以将自然选择视为最大化的广义适应性

    (inclusive fitness)：用第一个个体与第二个个体之间的相关度，以数量权重的形式，描述目标个体行为的变化之于第二个个体适应性的

    影响。相关度，也就是r值，描述了两个亲缘个体拥有某种相同基因的

    概率。直系兄弟姐妹，以及父母与子女的r值是12，祖父母和孙子女是

    14，旁系兄弟姐妹是18，以此类推。某种行为降低了一个人的适应

    性，用c表示降低的数值；同时增加了另一个人的适应性，用b表示增加

    的数值。当r×b-c>0时，行为的改变就是有益的。[37]

    这意味着，在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交往中，自然选择就像行为主体一样，对他人的适应性

    赋予了正值。[38]

    前文所提及的大部分社会性群体都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

    的，因而其合作行为的进化并不难理解。

    在某些具有社会性的昆虫群体中，成员之间的相关度看起来比较

    低，但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支系在进化之初都是由关系非常密

    切的亲缘个体组成的。[39]

    有关繁殖的专业化分工一旦得以进化，工蚁就

    很难再繁衍自己的后代了，而对于那些无法繁衍后代的个体而言，合作

    的代价就会降低。最重要的一点是，专业化分工和公共产品生产在自然

    界中极为普遍；物种之所以能得以进化，是因为合作者之间存在密切的

    亲缘关系。

    人类的合作是例外，可以在毫无关系的成员之间进行。就像米尔顿

    ·弗里德曼所提到的铅笔，其制造过程需要无数人通力合作：加利福尼

    亚州北部的伐木工人、中国的采矿工人，以及华盛顿的工程师等。工程

    师操控着水电大坝，发出的电用于冶炼金属铝。公共产品的生产亦是如

    此。当代人类社会已经证明，人类具有这种非亲缘性合作的能力。

    狩猎-采集社会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人们通常会在史料中看到，狩猎-采集部落的合作一般出现在成员关系亲密的小团队内。然而，我

    的同事金·希尔及其合作者在两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人种学对觅食部落

    所做的深入研究足以证明，上述描述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在狩猎-采

    集部落中，合作团队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特别密切的关系。有一项研究

    调查了32个狩猎-采集部落，[40]

    结果表明，平均只有不到10%的团队，其

    成员之间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阿齐族是一个被研究得颇为透彻的群

    体，就其60个团队而言，成员间的平均相关度指数为0.054。这就意味

    着，只有当收益为成本的20倍左右时，利他行为才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

    睐。第二，互利性的社会交往并不仅限于团队成员之间，而会延伸至同

    一语系其他群体的所有成员之间。[41]

    如前文所述，狩猎-采集部落能够将不同团队的成员都动员起来，共同修建驱赶线、鱼堰和灌溉工程，而且还能召集数百名成员参加战

    斗。关于阿齐和哈扎这两个当代觅食部落中的团队合作，有详尽的数据

    资料可以支持上述观点。北部的阿齐部落大约有500名成员，而哈扎部

    落大约有1 000多名成员。希尔及其合作者对阿齐部落的成员进行了走

    访，了解他们与同一语系其他群体的成员之间的交往情况。希尔展示了

    其他群体的成员的照片，并询问他们与这些人进行各种合作已有多长时

    间，比如分享食物和共同照料孩子。

    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布雷恩·伍德(Brain Wood)在哈扎部落中进

    行了类似的调查研究。[42]

    随后，他用这些数据测算出了每种合作行为的

    交互作用率(rates of interaction)。结果表明，平均来说，在阿齐

    部落和哈扎部落中，大部分成员会与同一语系其他群体的成员每两年合

    作一次。用外推法可以推测出，他们在一生中会和其他群体的成员合作

    很多次。当然，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要远多于“内外”合作。然而，团

    队成员具有非常强的流动性，个体经常会从一个团队转入另一个团队。

    大多数灵长类动物，包括各种类人猿在内，和平共处通常只存在于聚居

    群体内部，而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常常是带有敌意的。人类社会则

    不同。尽管人类的聚居群体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有相似之处，但和平的

    合作性的互动常见于具有共同语言和习俗的群体之间。

    在狩猎-采集社会的语系群体中，遗传学上的平均相关度是非常低

    的。在人口遗传学中，当群体规模非常大，迁移率非常低，且移民在定

    居前需要历经长途跋涉时，群体成员的平均相关度r可以通过如下公式

    来计算：

    r≈1(1+4Nm)

    N是群体规模，m是每一代人的迁移率。[43]

    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很容

    易看出，就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多数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群体而言，为何其

    平均相关度会如此低。对于像黑猩猩和狒狒这样的陆生物种而言，社会

    交往通常只发生在固定的群体中，且群体规模在100只左右。某种性别的成员在性成熟期会向外迁移，同时在一个群体内大体上

    会存在两代人，因此每一代人的迁移率大概为25%，由此可得出

    r≈0.01。那么，在人类的狩猎-采集社会中，情况又是如何呢？社会交

    往通常发生在同一语系的群体内，群体规模通常在500人左右，迁移率

    约为0.05，最后得出r≈0.01。考虑到地方性移民、代际间的交叠、群

    体规模的变化，以及两性的影响等，预期校正值会更大一些。在最近的

    两份遗传学研究报告中，数值分别是r≈0.03[44]

    和r≈0.07[45]。这就意

    味着，如果个体从公共产品中所获得的收益，超出其支出成本的20倍，那么公共产品的生产就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

    三四百万年以前的类人猿时代，“人类”的群体规模还非常小，来

    自不同群体的成员往往互存敌意，没有交换活动，也没有公共产品的生

    产。大约200万到100万年以前，现代人类开始出现，人们在同一语系群

    体内部进行合作和交换，以及公共产品的生产，群体规模在1 000人左

    右，即便是毫无亲缘关系的成员也能相互合作。除了人类的合作，亲缘

    关系还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界中其他一切大规模的合作现象。由此，一个

    新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推动非亲缘性合作的人类心理机制是如何受到

    自然选择的青睐的？

    互惠利他主义并不是解决之道

    几年前，在一个论坛上，我与一位年轻的进化心理学家同台演讲。

    我在既定时间内粗略地介绍了一下人类是如何在“不相干”的群体间进

    行大规模合作的，并把这个主题作为一个进化难题提了出来。对此，那

    位进化心理学家说：“关于合作的进化，存在两种解释：亲缘选择和互

    惠利他主义。基于此，互惠利他主义必然可以解释人类的所有合作行

    为。”那些试图从进化的角度来理解人类行为的人们也持有类似观点，尽管没有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这位进化心理学家的观点听起来似乎是正确的，但实则不然，除非

    你把互惠利他主义看成是：个体基于其社会同伴的过往行为，于当前所

    做出的行为选择。然而，许多对人类进化感兴趣的人都将互惠利他主义

    看成是条件性合作(contigent cooperation)：如果你过去与别人有

    过合作，那现在我就跟你合作。不难看出，这种定义下的互惠利他主义

    只适用于小规模群体中的合作。大规模群体中的合作需要通过第三方来

    监管和执行相关的规范和制度。由此可见，这种带有强制性的规范与互

    惠利他主义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从条件性合作的角度来看，为何互惠

    利他主义无法解释从合作伙伴那里观察到的合作行为的进化过程？对于

    这一问题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与互惠利他主义有关的进化理论最初出现在美国进化学家罗伯特·

    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的一篇缺少数据支撑的文章。[46]

    这篇文章

    的基本观点非常简单：我帮你，希望你将来也能帮我；如果在我需要帮

    助的时候，你没有提供帮助，那么我就再也不会帮你了。只有当长期合

    作所带来的收益超出短期欺骗性合作所带来的好处时，合作行为才会受

    到自然选择的青睐。然而，只有当个体通过频繁的交往对合作伙伴有所

    认知，并清楚合作伙伴以往的行为时，合作才行得通。显然，互惠利他

    主义其实不具有丝毫的利他性，如果合作成功，那是因为合作者从中获

    得了长期的回报。因此，在这里，我将使用更为确切的术语：互惠。特

    里弗斯在其文章的最后提到，应该利用重复博弈的“囚徒困境”来建立

    互惠模型。

    10年之后，美国博弈论专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和英国生物学家W. D.汉密尔顿(W. D. Hamilton)将特里弗

    斯的设想付诸实践。[47]

    他们采用了进化博弈论的研究取向，从人群中随

    机选取了许多参与者，经过配对后让参与者不断地进行互动。在每一轮

    互动中，参与者都可以选择合作或背叛。在生物学家所青睐的“囚徒困

    境”模型里，选择合作的人要付出适合度代价(fitness cost)-c，同

    时也会为对手创造一个适合度收益(fitness benefit)b，而选择背叛的人既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也不会为对手创造丝毫收益。在每一轮中，无论你的对手做出怎样的选择，背叛对你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对

    方选择合作，则b>b-c；如果对方没有选择合作，则0>-c。如此一轮一

    轮地重复选择，而条件性行为使合作得以维持下去。

    例如，假设有个体利用某种规则，也就是博弈论所说的“策略”，以牙还牙：在第一轮中，个体选择合作，而后根据对手在上一轮中的行

    为做出选择。当两个讲究策略的个体碰到一起时，他们都会选择合作，直到互动结束。当一个讲究策略的个体和一个经常选择背叛的个体相遇

    时，在第一轮结束之后，讲究策略的个体就会终止合作。如果讲究策略

    的个体普遍存在于人群之中，那么讲究策略者的主要交往对象也会是讲

    究策略者，而且会从持续的合作中获得长期的回报。尽管背叛者能够得

    到更大收益，但这种收益只是一时的，因为别人不会再与其合作了。只

    要合作时间足够长，长期收益一定会大于短期收益；与背叛相比，讲究

    策略的合作能获得更多收益。

    阿克塞尔罗德与汉密尔顿的论文引发了大量有关重复博弈“囚徒困

    境”的研究，相关文献以“互惠的进化”为核心，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

    了论述：[48]

    1. 当不相关的个体进行互动，且互动时间足够长时，在条件性合

    作普遍存在的群体中，个体可以避免由背叛带来的危害。这类

    策略被称为“进化稳定策略”，也就是进化博弈论中的ESS。

    时间足够长，并非指非常长的时间。例如，如果b÷c=2，那么

    个体平均只需进行两轮即可做出决策。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合

    作策略，但如果互动能够持续进行，那么双方所采用的大部分

    合作策略就都具有进化上的稳定性。

    2. 当不相关的个体进行互动时，非合作行为付出了代价，此时

    c>0，那么互动也会在进化过程中稳定下来。3. 如果进行互动的个体是有关联的，但关系不一定非常密切，那

    么在一个无条件背叛普遍存在的群体中，也会出现条件性合

    作。例如，如果b÷c=2，双方进行8次互动，只要r>116，条

    件性合作就会取代无条件背叛。其中，r指的是阿齐部落各团

    队内部的平均相关度。

    4. 用一种合作性策略取代另一种合作性策略往往会更加困难。与

    取代背叛性策略相比，取代合作性策略通常会比较低效。[49]

    这

    就意味着，虽然人际间的相关性能够确保原始的互惠策略在缺

    乏合作的社会中持续存在，但互惠策略并不会因此而得到进一

    步的进化，从而变得更有效。

    运算结果验证了罗伯特·特里弗斯根据语言学推理所得的结论：在

    社会性哺乳类动物和鸟类中，个体之间存在频繁的交往；个体能够识别

    每个群体成员，并且具有复杂的认知能力，因而互惠行为是非常普遍

    的。

    制裁与互惠

    用互惠来解释人类的合作行为存在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是，该推论的前提是一种假设，也就是认为在具有复杂认知能力的社会性动

    物群体中，互惠行为普遍存在。但是大自然所展示出来的情况却正好相

    反。尽管还存在一些争议，但大多数行为生态学家皆认为，很少有典型

    实例可以证明，在其他动物群体中存在互惠行为，而灵长类动物只是特

    例；[50]

    即使能找到一些相关证据，那些证据也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这

    就表明，该推论可能存在一些根本错误。在后文中，我们会再次探讨这

    一主题。第二个大问题更为突出，同时也是这个推论在解释人类合作

    时，尤其是在解释为何条件性合作只能为小规模群体的公共产品生产提

    供支撑时需要面临的问题。要明白这一点，不妨把自己想象为澳大利亚的沙漠土著。你需要和

    数百人共用几口水井，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邻部落来抢占水井。每

    次遇到这种情况，你所在群体的所有成员便会联合起来，将侵略者驱逐

    出去。有时候，侵略者会还击，并导致战斗和伤亡。尽管会害怕，但为

    了保护水井，人人都参与了战斗，人人都认为这样的冒险是值得的。假

    如有成员在战斗之初就逃跑了，而其他人都投身于战斗，并将侵略者驱

    逐了出去，那么对于临阵逃脱者而言，战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而且

    事后依旧可以使用水井。由此可见，防御属于公共产品。

    如果群体成员都是条件性合作者，都在采用“只要其他人投入战

    斗，我就投入战斗”的策略，那么只要有一个胆小鬼跑掉，其他人就都

    会临阵逃离。胆小鬼跑掉之后，形势会十分糟糕，因为所有人都不愿意

    保卫水井了。如果能明白这一点，那个胆小鬼或许会选择参加战斗。理

    论上，只有这样才能让合作稳定地进行下去。但事实上，这又可能会衍

    生出另外两个问题。当合作伙伴遇到不确定性或出现失误时，第一个问

    题就出现了。比如，一位勇士误以为撤退信号已发出，因而错误地撤退

    了；或者其他人一时间看不到勇士的身影，就误以为他逃跑了。这些状

    况经常会发生，而且每次发生都会引发撤退风波。第二个问题在于，策

    略如果很少出现，就不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如果人人都是背叛者，合作就不会出现，除非群体规模非常小；即使群体成员都具有亲缘关

    系，合作也不可能达成。[51]

    那些允许背叛者存在的策略，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这个问题，但无法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52]

    直接进行制裁，作用会更大一些。如果人们打算直接对胆小鬼进行

    制裁，而不是拒绝合作，那么制裁的形式可以有很多种，有一些代价高

    昂，有一些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合作者们可以对胆小鬼进行体罚，例

    如，澳大利亚的提维人(Tiwi)在惩罚违规者时就会把长矛刺在其腿

    上。[53]

    这种做法的代价颇高，不仅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且还有可能

    会遭到违规者的反击。合作者们还可以排挤违规者，不让其使用水井，也不让其享受领地上的其他任何群体资源，这是哈扎人采用的一种惩罚形式。[54]

    如果违规者想方设法地使用群体资源，人们就必须采取措施来

    抵制，这样一来，代价就变高了。最后，违规者可能会被剥夺某些权

    利，而这些权利通常都基于各种互惠行为。比如，当胆小鬼生病或受伤

    时，不会有人愿意照料他；打猎归来两手空空时，也没有人愿意把肉分

    给他。拒绝提供帮助，这种形式的制裁对那些潜在的助人者来说，在短

    期内是有益的，既让他们免受因遵循社会规范而遭遇的损失，又让他们

    维护了自己的声誉。[55]

    这里出现了术语上的混淆，有必要加以澄清。有一些学者，尤其是

    进化生物学领域的学者认为，“惩罚”一词仅仅是指会导致短期代价的

    制裁，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负准互惠”(negative quasi-

    reciprocity)这样的标签来表示那种涉及克扣利益的间接制裁。[56]

    而

    另一些学者则用“惩罚”指代所有的针对背叛者的制裁，而且会清晰地

    表明这些惩罚是否需要付出代价。[57]

    我更喜欢后一种表述方式，因为它

    更符合“惩罚”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所指代的意义。在惩罚孩子的时

    候，我们往往会剥夺他们平时所享受的一些特权。这种做法有时候会让

    惩罚者受益，比如，当你惩罚自己十几岁的孩子，不让他出门的时候，你也就不用开车带他去商场了。不过，为了避免混淆，接下来只有当制

    裁者需要付出代价时，我才使用“惩罚”一词。

    在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制裁之所以要比互惠更有效，主要原因

    有以下几个。第一，制裁的对象主要是背叛者，而失误或不确定性并不

    会激发一系列的背叛行为，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喧嚣的世界中，合作是

    可以稳定存在的。第二，少量制裁者的存在确保了合作的回报性。如果

    受到制裁所付出的代价大于进行合作所需要的成本，那么即便只存在为

    数不多的制裁者，其他人的合作性也会被激发出来。换句话说，即使群

    体中的制裁者数量非常少，人们的合作也能得到促进。[58]

    第三，制裁行

    为能起到威慑作用。人们因为害怕受到制裁而遵守规则，同时只有在因

    为失误而做出背叛行为时才会被制裁，而这种情况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并

    不会太高。毕竟胡萝卜远远贵于大棒。如果使用奖励机制促进人们的合作，那么合作一旦完成，就必须支付报酬。第四，在互惠情况下，如果

    只有一个人被制裁，那么个体所付出的最高代价，仅限于终止合作以止

    损。如果制裁者实施制裁，那么制裁所造成的伤害会非常大。

    上述这些论点同日常生活中一些众所周知的观念是一致的。在小范

    围的合作中，互惠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如果你邀请我去你家吃晚

    饭，而我没有礼尚往来的话，你恐怕也不会再邀请我了。如果你参加了

    某个小社团，而一些社团成员不愿做出贡献，那么你以后可能也会跟他

    们一样。在大规模的合作中，起到调控作用的是直接制裁，而不是互

    惠。如果上万名工会成员集体罢工，人们就不会因为害怕遭到反击而停

    止搭便车的行为。因此，更为直接的制裁是有必要的。对于许多公共产

    品而言，情况同样如此。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由警察局、法庭之类

    的强制性机构进行监管和保护。

    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那些没有建立起强制性

    机构的社会中，直接制裁，尤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直接制裁，在合作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59]

    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看一个

    被研究得非常透彻的案例：图尔卡纳(Turkana)部落的战斗。

    图尔卡纳人为何而战

    在采集-狩猎社会的战争中，固有的集体行动问题是如何被解决

    的？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当代的狩猎-采集部落通常不会参与大 ......